张孝德:“粮食战争”与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思考
《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1月14日
2007年以来,《货币战争》一书在国内流行。其实中国走向开放的今天,还面临着另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战争,这就是“粮食战争”。最近几年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公司纷纷介入中国生猪养殖业,孟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生物制品公司虎视眈眈,正在插手中国的种子业。
以益海嘉里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控制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40%的市场份额;投资基金凯雷近期也宣布进军中国饲料业。从今年秋季开始,外资已经在中国的粮食主产区高价收购粮食。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在中国演绎的“粮食战争”,经过几年谋划布局后,正在发起正面的进攻。
面对跨国资本引发的粮食战争,我们在应对战略选择上,已不仅仅是思考如何做大做强中国粮食企业的问题,而是如何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立足中国国情,思考中国的农业经济走什么路、发展什么模式的问题。
首先,围绕目前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农业经济,可否像工业品那样走完全放开与充分竞争的市场之路?围绕这个问题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战略思路。
如果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应对粮食战争的战略,就不是在如何设定市场竞争的规则上做文章。而是要在既定的规则下,如何增强我们的竞争力上做文章。这也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主张的。
不管我们是否欢迎,对于中国农业“资本时代”的到来,我们只能以做大做强自己来应对农业资本的战争。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有限竞争市场,那么我们应对粮食战争的着力点,就是要在如何设定竞争规则上做文章。
也许人们会认为,农业经济是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自然属于有限竞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问题。但是无论从目前各级政府对待农业发展的实际做法看,还是从满足跨国资本驰骋于世界农业领域的贸易政策看,都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过度地夸大了市场化、国际化与资本化对农业经济带来的好处,低估和忽视了农业经济市场化与资本化的风险。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指导下,才使得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因过度相信农业国际化与资本化的好处,而陷入农业经济危机中不能自拔。正是在这种思路的作用下,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将发展农业经济像发展工业经济那样,纳入招商引资的范畴,希望通过农业快速的国际化、市场化与资本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正是这种做法为跨国资本长驱直入中国农业领域提供了便利。
在此,我们不是认为农业经济发展不能市场化,而是农业经济所具有的独特性,对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的承受力比我们所预期的要低得多。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中国以占世界6.8%的耕地,养育着占世界21.8%的人口。中国人均耕地面积1.40亩,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37%左右,加拿大的1/18,俄罗斯的1/10,美国的1/8,印度的1/2。中国土地资源稀缺性决定了中国农业对市场化、国际化的承受能力更弱。中国不仅要把农业经济作为有限竞争的市场来对待,而且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创立一种中国特色的有限市场化、生态化、新能源支持的农业发展模式。
第一,中国的农业经济模式,决不能简单模仿美国式放任大资本左右的资本化、市场化模式。美国农业的模式是一个在政府补贴支持下的自由竞争、放任大资本经营的国际化模式。在美国农业中的政府补贴,主要解决的是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获利均衡化问题,其他问题可以不考虑。
但鉴于目前中国18万亩土地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生计功能的国情,决不能简单模仿美国的模式。中国的农业市场化应该受到比美国模式更多的约束和制约。如果美国农业的市场化模式是“野外放养模式”,那么中国则应是“笼养模式”。
围绕中国特色鸟笼式市场化模式,在上限上,要对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设置防线,即不能让盘旋在空中的鹰威胁笼中的鸡;在下限上,不仅需要确保目前已经出台的18万亩耕地红线,还要增加一条新的防线,即要确保中国农产品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垄断与左右,其前提之一,就是中国应出台专门遏制在农业领域垄断的反垄断法。
第二,通过培育内生发展力,探索中国特色的两元文明的新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农业承担其养育农民、传承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的功能。从工业经济的财富观与纯市场化理念看,中国农业与农村,似乎处在落后、被瓦解和淘汰的地位。
但是,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看,当代中国农村与农业、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仅与当今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相吻合,而且凝聚着中国传统智慧中农业对现代生态农业所具有的极高的传承与借鉴价值。
在中国改革30年中及在新农村建设推动下形成的一大批中国新农村证明,中国传统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时代具有城市所没有的独特价值。中国许多农村能够作为承载现代经济与现代文明的载体而存在。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反思目前单一城市文明主导下的城市化模式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需要探索中国城市与乡村两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新城镇化之路。中国两元文明之路,既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之路,也是中国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目前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中国农业只承担着中国粮食需求的功能,城市化才是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按照这种思路,就是要尽快地让资本进村,让农民进城,完成农民的市民化与农业的现代化的双赢。
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目标定位。中国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个底线,就是中国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经营主体的地位不能动摇。中国农业的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走培育内生增长力的道路,而不是走资本替代农民的外部替代之路。
第三,通过传统农业与新能源、智能技术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生态农业、低碳农业、新能源、智能农业的发展之路。鉴于转基因技术、化学工业给现代世界农业发展带来的风险与危机,我们必须重新定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与模式。
在现代新能源、生物技术与智能化技术支撑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实现三个转型:一是从依靠现代工业技术的化学化农业,向挖掘东方智慧价值的传统农业复兴的生态化农业转型。二是从希望于转基因技术的农业革命,向基于新能源技术的新能源农业革命转型。三是从满足工业化需求的单一种植业,向满足生态化、多样化需要的多元化农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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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三宝指的是“青藏高原的藏酷牦牛肉、内蒙草原的锡蒙羔羊肉、林海雪原的东北四野猪肉”。拥有三原三宝既饱餐了羔羊肉,还享受了野猪肉,更品尝了牦牛肉。‘三原三宝3肉礼盒’是一个稀缺性极强的礼品件。礼品是奢侈品,讲究稀缺性,要让消费者感到物超所值。产品应该来自原产地。野猪肉最好来自牡丹江地区,这里是林海雪原的原产地。牦牛肉必须来自青藏高原,羔羊肉一定要来自内蒙草原。
“三原三宝3牛肉干”是一个创意产品。这里的三原指的是三大高原,即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蒙古高原。这个三原三宝是“青藏高原牦牛肉干、云贵高原水牛肉干、蒙古高原蒙牛肉干”。与同类牛肉干产品相比,“三原三宝3牛肉干”具有显著的差异化。除了三原三宝牛肉干,还要推广“世界屋脊藏酷牦牛肉干”。
手抓羊肉是民族地区的重要饮食文化,现已形成各种各样的手抓衍生产品,如同金融衍生产品那样品种丰富。在民族地区各地都有自己特色的手抓羊肉,每家餐馆酒店都有自己正宗的手抓羊肉。“三原三宝3羊手抓”采取‘手抓+火锅’业态形式。是三种带骨羔羊肉(锡林郭勒草原的锡蒙羔、呼伦贝尔草原的呼蒙羔、世界屋脊草原的藏酷羔)。这里的“三原”指的是三大草原,即锡林郭勒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世界屋脊草原。
三原三宝野猪排骨应用在“家常锅”中,由三种野猪排骨组成。世界屋脊牧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牧场,世界屋脊藏酷香猪肉是世界上最原生态的猪肉。通过“三原三宝3猪火锅”,您能够品尝到稀缺性极强的青藏高原藏酷猪排。能够品尝到绿色低碳的内蒙草原四野猪排。还能享用到风味独特的林海雪原黑野猪排。
“三原三宝3肉拼盘”应用在“宅火锅、宅香锅,杂粮锅”中, 是一个拼盘里的三种肉(青藏高原牦牛肉、内蒙草原羔羊肉、林海雪原野猪肉)。您通过‘三原三宝’这一盘肉,就能尝遍大半个中国。从青藏高原到内蒙草原延伸至林海雪原。‘三原三宝’能够让您领略青藏高原风采、内蒙草原风味、林海雪原风光。
中国羔羊肉看内蒙古,内蒙古羔羊肉看锡林郭勒草原。当年育肥生产的乌珠穆沁羔羊肉,就是锡蒙羔羊肉。这也是<锡蒙羔火锅>的原料羔羊肉。由于使用中国最好的羔羊肉,所以深受全国各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
内蒙古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羔羊,这里是<羔羊肉火锅>的天下。其中,锡蒙羔羊肉最为著名。锡蒙羔羊肉过去曾为宫庭贡品,被认为是顶级羔羊肉。
<锡蒙羔火锅>使用锡林郭勒草原生产的锡蒙羔羊肉,也有呼伦贝尔草原生产的呼蒙羔羊肉。这些具有内蒙古草原特色的羔羊肉,是高端羔羊肉产品。是<锡蒙羔火锅>的专供羔羊肉产品,是<锡蒙羔火锅>的专用羔羊肉品牌。
锡蒙羔羊肉是中国最好的羔羊肉,是<锡蒙羔火锅>的原料羔羊肉。锡蒙羔羊肉火锅店越开越火,原因在于锡蒙羔羊肉好,靠的是苏尼特羔羊肉,还有乌珠穆沁羔羊肉。
内蒙古是羔羊肉的故乡,你涮完锡蒙羔羊肉后,再煮上几绺手擀具有世界屋脊特色的青稞面。一顿美滋滋的锡蒙羔羊肉,再加上世界屋脊青稞面,就这样余味无穷地完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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