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养猪业得到迅猛发展。截至2005年全国生猪存栏达5亿头，出栏6.1亿头，占世界生猪产量几乎半壁江山，可谓名副其实的养猪大国。养猪业的大发展，使不少人士对猪这一可再生资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它的发展寄予巨大希望，不少农民朋友也对养猪业寄予厚望，希望它成为自己致富的金桥；一些在其他领域淘到金的人士也纷纷瞄准养猪业。就在人们热切的希望之中，养猪业似乎并不领情，不仅近十多年来呈波浪式发展，而且代价巨大，“养猪难”、“猪难养”的呐喊声在业内彼彼皆闻。人们是否意识到现在已到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时刻呢？

一 养猪业大发展带来的问题与困惑：猪多病多死亡多

解放初期，我国生猪存栏8000万头，当时流行的疫病主要是猪瘟、猪丹毒、猪肺疫，号称三大传染病。猪瘟疫苗的问世，使养猪业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随着生猪存栏的增长，出现了支原体肺炎、血痢、萎鼻等疫病。上世纪九十年代，伪狂犬病的流行让人记忆犹新，许多规模化猪场曾深受其害，有的猪场死胎和仔猪死亡高达90％以上。紧接着蓝耳病席卷而来，血清学调查表明：90％以上的规模化猪场受到侵袭。

跨入二十一世纪，圆环病毒入伍，条件性病原性疾病剧增。病原的多样化，致病机理的复杂化（如免疫抑制、中毒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复合性酸碱中毒、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致使疫情日趋严重，诊断准确性下降，治疗率低下，养猪人不得不以年死亡1亿多头猪的代价来换取6亿头的出栏。一些先进的养猪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猪多病多死亡多的局面。

在猪业大发展、生猪存栏大增的形势下，许多工作未能同步完善，使得猪多病多这一现象有了更充分的表现。同任何生物一样，猪不能脱离自己生活的环境，自然包括微生物环境在内。这是生物进化论中物种进化相依赖法则所决定的。多一头猪就增多了依附于猪的微生物，能使猪致病的微生物也会增加。与猪相伴的微生物从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大了生猪的交往流通，使得有地域特点的微生物得以泛区域化，成为新的疫病的重要来源。猪是多胎动物，繁殖周期短，新生的易感猪多，集约化生产中未能有效预防易感个体的产生，为许多病原微生物得以连续继代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造就了变异菌株与毒株的更高频率的出现；长期低剂量的抗菌药物保健非但没有起到保健的作用，反倒造就了大量的抗菌菌株，许多猪场已面临无药可用的局面；

带毒母猪大量进入循环生产线，直接威胁商品猪的安全，是商品猪高发病率与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高强度的单向选育，使得现代基因型种猪采食量减少，体质下降；缺乏运动与阳光的饲养模式，高密度的恶劣环境等不良因素促使生猪健康水平下降。凡此种种，均为猪多病多提供了人为契机。

1 威胁人类自身安全

目前，人、猪共患病多达40余种，共患关系密切的达25种。2005年发生的猪链球菌感染人的事件，也凸显出猪病威胁人类安全的问题；至于SIV（猪流感病毒）的公共卫生意义，在B.E.斯特劳等主编的第八版“猪病学”中早已明示：“SIV能使与猪接触的人员产生急性、致病性呼吸道病。

这些资料证明，SIV传播的病例显然预示着感染猪的流行病毒具有感染人的潜力，以及猪在新的大流行毒株传给人的过程中的潜在作用。由于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职业性或偶然的人、猪相互感染，所以，必须认识和重视SIV感染人的潜力。”

近十多年，猪病猖獗，导致抗生素的治疗用药与“保健”预防加药极为频繁，许多猪场已出现多种抗生素均为细菌耐药的情况，而人、猪抗生素的通用，交叉耐药性的存在，无疑对人类健康保障构成新的威胁。

2. 环境污染威胁整个生态系统

猪多，排泄物就多。我国仅年出栏50头以上的猪场年排泄量就高达3.24亿吨（据统计资料，年出栏50头以上猪场的出栏量占总出栏的约40％，这意味着有2.44亿头生猪出栏和1525万头母猪存栏，一头出栏猪一生排泄量约为1.1吨，一头母猪一年排泄量约为4吨），这还不包括因冲洗猪舍而导致的可能超过10亿吨的污水污染，以及另外3.6亿多头散养猪的排泄物与污水污染。

在人类饲养下，明显增多了许多原生态环境下野生猪的排泄物所不可能有的高浓度物质，如高铜、高砷、高氮、高磷、高抗生素等。尽管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污染源，但是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下，我国养猪业成了这些污染源的生物孵化器。

随着猪业的发展，污染的土壤和水域也在扩大加剧。特别是那些中小型猪场和散养户，环境的监控几乎为空白，而他们至今仍是中国猪业的主体。因此，不难想像几亿头猪的排泄物在失控情况下造成的环境污染，继而威胁整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自身。

与猪相伴的病原微生物对环境的污染因其肉眼的不可视性而常被忽视。随着养猪业的大发展，这种污染在加剧。猪粪直接排泄到河流、水库、水塘的情况极为普遍，污水又通过环境链可以成为人类沙门氏菌病、伤寒的污染源。

据化验分析，猪场未加处理排放的污水中每毫升平均含33万个大肠杆菌和66万个肠球菌。美国的调查表明，因养猪所致的沙门氏菌的排菌平均为25％，而EPEC（肠道致病性埃希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对环境的污染更为广泛。在养猪地区，猪是日本乙型脑炎病毒的最重要的扩散宿主；HEV（戊型肝炎病毒）是人类戊型肝炎的病原，而它却广泛存在于猪群中，从粪便排出。近十多年，人类戊型肝炎的增多与此关系密切。

3. 社会资源无谓的浪费

在我国养猪业快速发展中，盲目从事该行业占有很大的比例，少则几十头母猪，多则上千头母猪。由于盲目行动，无规划、缺技术、乏管理现象比比皆是，尽管有良种、良料、“良药”，但终未能逃脱2006年疫病的肆虐与市场风险的厄运，以大批猪场倒闭告终。

　仅以正常年景死亡1亿头计，每头猪夭折成本150元，全国就损失150亿元，加上低水平猪舍的重复建设，倒闭猪场土地资源的荒芜，养猪业大发展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无谓浪费是十分惊人的。

二 养猪业的快速发展，造成产品过剩，总体效益下降

2005年，我国生猪出栏占世界生猪产量近50％，而出口生猪产品只有20余万吨（90％港澳同胞消费），仅占世界生猪产品贸易量的1％左右；全国出栏6.1亿头，人均占有猪肉近36kg，可见我国生猪产品的消费市场基本是国内。有关分析表明，目前我国人均消费猪肉的能力约为32kg，养猪业大发展带来的初级产品过剩似乎已成定论。

养猪业大发展在形成产品过剩之时，“猪链球菌感染人事件”作为导火索引发了生猪价格的全线暴跌。2005年下半年至2006年大多数规模化猪场（含种猪场）因猪价下跌出现严重亏损，我国养猪业的整体效益大幅下降，养猪业不和谐的发展现状引人深思。

三 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是问题与困惑的根源

近一百余年，是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的年代，世界人口由23亿增长到61亿。1949年我国人口不足5亿，今天已有13亿之多。人口的剧增，加快了许多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消耗。煤炭、石油只够现有人口利用不足百年，水资源日益匮乏，可开垦土地日趋减少。

在现实面前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学会珍惜大自然留给人类的不可再生资源。与此同时，人类也清醒认识到，人类自身无节制的繁衍将会毁灭整个世界，包括人类自己。这是人类自我认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遗憾的是，人类在学会珍惜不可再生资源与节制人类自身繁衍的同时，并没有学会珍惜地球上其他的可再生资源。过度的捕猎、砍伐、环境的污染使得地球上每年都有十多种物种与人类永别；同样出于人类的占有欲，又人为地大量繁衍一些物种，例如猪、鸡、宠物等。一方面是物种的灭绝，一方面是物种的过度繁衍，这两个看似决然不同的结果却映射出一种认识，那就是人类自认为可再生资源是可以无限度开发利用的。

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有生命的物种资源）真的是可以无限度地开发利用吗?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天问。但是，答案却是肯定的：任何可再生资源同样不能无限度开发利用。生猪也在其中。

1. 经典进化论支持这一论点

进化论鼻祖拉马克与达尔文都指出：在自然界里，任何一个物种都是被其他物种在它的生活中所依赖的。在发展养猪业的时候，我们是否考虑了猪与相关依赖物种的关系？如果不考虑这种关系，其后果又将如何？例如，大力发展养猪业，猪与人这一高级物种的关系能协调吗？大力发展养猪业，猪与其相关微生物（特别是病原微生物、人猪共患的病原微生物）之间的依赖关系会怎样变化呢？

很显然，至今人们对这些问题是欠考虑的。正如此，大力发展养猪业多少带有盲动性。为了追求高利润，大力发展现代基因型品种，弱体质外来猪种正在越来越广泛取代较强体质的本地猪种；随着大量引入国外品种，许多外域性的病原（如密螺旋体、劳内氏菌、波氏败血杆菌、圆环病毒、蓝耳病病毒等）得以泛区域化；

在集约化养猪的同时，与猪相关的病原微生物也在集约化，并在此过程中与猪的关系发生着人们始料不及的有害改变，使养猪人防不胜防。正如达尔文所言：“人类生产的实际活动，是我们必须研究有机体的生物学特性和有机体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如果不知道这些特征，人类的许多措施就会失去它们的意义。”

2. 系统论支持这一论点

系统论将世界上所有的系统分为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有生命的系统，或者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称之开放系统。显然，猪属开放系统。组成该系统的要素甚为复杂，如空气、水、温度、光照、饲料、栏舍等组成无生命的环境子系统，而人、相关微生物、相关的动植物等组成有生命的环境子系统。

开放系统是一种进化系统，系统中有生命的要素都在系统进化中进化。就猪———微生物子系统而言，猪与相关微生物都是系统进化的确定性驱动力，这些微生物以猪作为赖以生存的环境，没有猪，也就没有相关微生物生存的环境。猪多，相关微生物就多；

生猪已经是高度进化的物种，而相关微生物是正在积极进化的物种，猪只体况的细微变化均会影响相关微生物，特别是病原微生物的进化，这种进化是以病原微生物适应性增强（如持续感染、局部隐性感染、致病靶器官的多样化、易感物种扩大化等）为特征的。因此，养猪业的大发展必然伴有病原微生物的大发展，为这些病原微生物的进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进而带来更大的疾病风险。

系统进化的最终结果是造就新的微生物，包括病原微生物。系统进化的基本因素是涨落或突变，在微观世界里，涨落最终表现为量子的涨落，而量子的涨落是随机的，非线性的。因此，微观事件（如新的病原微生物的出现等）的准确预测从原理上讲是不可能的，但新的病原微生物的产生却是必然的。

随着养猪业的不断发展，系统内外的涨落因子日趋丰富，系统形成时间进化上的各种新的有序结构（如猪与新的病原微生物之间形成的结构）的频率将越来越高。近十多年，新疫病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了过去，PRRS、PCVD遍布猪场；不仅AIV的H5N1型病毒可感染人，SIV也可感染人；副黏病毒的活跃也超出人们的预料，BEV（蓝眼病病毒）、N1PAH、Virus（尼帕病毒）也开始兴风作浪。

至于CFSV弱毒株、由肠冠状病毒演变而来的呼吸道冠状病毒是否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新的病毒物种谁也无法判断。不言而喻，新的病原微生物的产生与养猪业大发展密切相关，并给养猪业带来极为沉重的警示，那就是：同任何物种过度繁衍一样，必会招来天敌（病原微生物是猪的天敌之一）对其制约。在人类保护下，生猪过度繁衍自然没有豺狼虎豹等天敌的制约，此时病原微生物充当杀手应是自然规律的必然。

四 2006年夏秋季发生且至今仍连绵不断的疫情证实了这一论点

2006年之前若干年，我国生猪死亡率就一直居高不下，约在20％左右，以庞大的存栏数与死亡数换取了第一养猪大国的称号。尽管人们采取多种手段（疫苗、药品等）减少死亡，但收效甚微。究其原由，是没有从系统的进化论上，从系统中繁杂要素的复杂关系上即产生疾病的根源上思考问题，采取措施。

大自然已经给了我国养猪业多年警告，遗憾的是，人们不但没有中止养猪业的数量发展，反而加快了扩张的步伐，终于酿成2006年夏秋疫情的大暴发，总体死亡率远远超过常年。生猪大量繁衍必将与人类争夺不可再生资源———生存空间

保护野生动物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使不少地方野猪大量增长，野猪毁坏庄园，攻击人畜之事不时见于报端与电视，人们在报批后不得已进行计划捕杀。这是野猪与人类争夺不可再生资源———生存空间的范例。

家猪的大量繁衍虽然不可能发生毁坏庄稼、攻击人畜的事件，但是，它们一样会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那么，它们以什么方式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呢？

其一，以人、猪共患病的方式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前面所述的猪链球菌致死人类的事件等无不向人们警示着生存空间争夺战的开始。可以大胆试问一下，随着猪病原微生物的变异与进化，某些猪病会像人类免疫缺陷病病毒那样大肆侵害人类吗？

其二，猪群自身疫病不断，以自然减负的方式求得生存猪有相对大的生存空间。在系统进化状态尚不能以猪、人共患病方式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时，猪群会用自身减负的方式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种生存空间的竞争虽然还没有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但却给人类造成巨大损失；猪群在自然减员过程中，会致使猪病原微生物系统的进化速度加快（新血清型、新亚种的出现等），并且极可能向侵袭人类方向进化。

其三，在众多猪病的威逼下，人们意识到需要给猪更大的生存空间，出现了“生物安全”一词，将猪场建在半径1.5km~1.0km无人烟的地方。这一事实证明，在人、猪生存空间的争夺战中人类让步了，以牺牲人类生存空间去换取猪业的发展。尤其是个案的成功激发了人们相继效仿。

一个常年存栏6000头的猪场，需要至少3km2的无人烟地域。一个产粮县土地大约有2000km2，若年出栏80万头肥猪，需要80个这样的猪场，占有240km2的土地，并且是具有生存条件的土地或荒地，这恐怕是极不现实的。

若是三点式养猪，要求更苛刻，点与点间相距至少1km，以点为中心3km半径内应无人烟，同样是存栏6000头的猪场则需要28km2的土地空间。我国生猪存栏近5亿头，需这样的土地约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5个产粮县的全部地域，等于半个湖北省，此为国情不容。

由此可见，大力发展猪业，人类必然要承担这种生存空间竞争的巨大风险，而生存空间的竞争是可怕的，因为在人类保护下的物种过度繁衍，所带来的后果远比原生态环境下的物种自然竞争状况下过度繁衍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综上所述，我国养猪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惑，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对猪这一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我国的国土、空间以及资源（水、粮食等）到底能承载多少生猪？人们应以何种方式构建中国的养猪业？是数量型还是质量型？人们应以何种方式才能将养猪业的风险最小化？怎样才能保证我国养猪业持续和谐（包括与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凡此等等，都是人们应该认真思考、必须回答并付诸行动的严肃的社会问题。

五 中国养猪业出路何在？

中国的养猪业要不要发展？回答是肯定的。如果说前几十年中国猪业经历了数量上的初级发展阶段，那么，未来的中国养猪业应该在适度开发与利用猪这一可再生资源的指导思想下走向质的飞跃，走向优质、安全节耗环保型发展阶段，从而稳健实现养猪大国向养猪强国的历史性转变，也惟有此举才能实现养猪业与全社会的持续和谐健康发展。

1. 国内形势要求养猪业实现历史性转变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无疑要求全社会的各行业都能同步发展。但是，以目前猪业的现状是无法做到同步发展的。以存栏5亿，每年死亡1亿头的代价换取6亿头出栏；每头基础母猪年供商品猪不足15头；出栏率仅为120％左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去甚远；

猪病的肆虐不仅使猪业蒙受巨大损失，还让人们的消费心理蒙上阴影；不时发生的“瘦肉精”事件使消费者对猪肉产品望而生畏；大量低水平的重复投资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畜牧业污染超过全部工业固体污染的2倍还多）。诸此等等无不为中国经济持续和谐的发展进程加入了不协调的音符。

2. 中国养猪业实现历史转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养猪业经历了几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是优良品种，还是配套技术与均衡饲料都得到普及，而且拥有大批养猪专业人才与科研人才，还拥有了一些符合国情的实用养猪技术与福利养猪实践经验。2006年疫情的洗礼，淘汰了相当数量的中小规模猪场，清醒了许多养猪人的头脑，他们开始自觉地接受福利养猪与健康管理的理念，为实现中国猪业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思想准备。

六 实现养猪强国的战略思路思想舆论准备

通过宣传、政策导向、职业培训等多种形式如实地告诫人们：养猪业是一个低利润的行业，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行业，还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特别是人们把它作为一个产业来做的时候，它不仅受社会经济规律的制约，还会受到目前尚不为人们认知的许多自然法则的约束。

要引导养猪人树立福利养猪与健康管理的理念，以保证养猪业持续和谐健康的发展。加快相关立法，设置养猪业准入门槛

规范养猪人的法律行为。如从业者的资质与从业人员的技能考核，猪场在各级行政区划中的分布、选址、猪场设计、栏舍设计、排污处理、防疫安全以及后续的引种安全、饲养管理、饲料与物品采供、畜产品安全等方面进行立法规范。对饲养25头母猪以上的猪场或专业户设置行业准入门槛，规劝无力达标的场家自动退出行业或强制退出。

对农村散养户，同样要立法规范其行为，要结合新农村建设统一规划和推广普及实用新技术。散养户的出栏率不提高，整体养猪水平就不可能提高。

建立完善的县、乡镇、村级养猪技术支持体系。体系中有与养猪有关的各类专业人员，有从猪场资质考核、选址、规划、施工、引种以及后续循环生产所必需的各种技术与物资资源。

养猪小区需谨慎规范兴办，对达不到国家有关法规条件的应尽快整改。

发展出口型猪业要量力而行，因为替别国养猪要承担他国养猪的各种风险，无异于风险的自我转嫁。

大力研究并推广节水、节粮型养猪实用技术；大力扶持并普及粪水沼气工程；推广或强制执行干粪堆积发酵供农林果作有机肥料使用；立法规范饲料中添加药物的行为，逐步过渡至禁止添加；加大对添加违禁药物、激素等行为的打击力度等。

1. 逐步将生猪存栏数削减至3.5亿头

通过规范化、福利化养猪综合配套技术的普及，努力将出栏率由目前的120％提高到160％以上；将每头母猪每年平均提供商品猪头数由目前的不足15头提高至19头至22头，这样才能达到世界中上等养猪业的水平。

在实现人均猪肉产品不低于32kg的前提下，将我国生猪存栏维持在3.5亿头左右，能繁母猪约8％，出栏6亿头左右是可以达到的。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我国生猪存栏数将下降1.5亿头左右。那么届时将减少约2亿吨粪尿的污染，每年至少可节约7亿吨水资源（可供2000万人口生活用水；按每人每天生活用水0.1吨计），可以节约至少40万亩的土地。

由于总存栏减少了约1/3，猪就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疫病的发生以及对人类的威胁就会大大减少，其总体效益必将以大于1/3的比例放大。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前述的政策措施外，下列国内外成功的经验是值得借鉴与采纳的。

2. 培育健康的国家种猪群

我国种猪群年提供商品猪的水平很低，距24头以上的国际先进水平很远。个中的原由除了母猪繁殖性能未充分表达外，商品猪的高死亡率是重要原因。然而，这又是我国种猪群健康水平低下所致，健康水平低不仅仅影响自身繁殖性能，还成为与猪有关的所有病原微生物繁殖进化的生物孵化器，是商品猪高死亡率的罪魁祸首。因此，培育健康的国家种猪群，是实现上述目标最重要的第一步。在此，有两点成功的经验。

①废除定位栏，采用母猪自动饲养管理系统。定位栏对母猪的伤害众所周知，人们担心废除定位栏后母猪个性化的饲养管理难以实施。在数字化技术正在影响，也必然更深刻、更全面影响人类生活与生产所有领域的今天，这些担心已成为历史。Porcode母猪自动饲养管理系统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由自动识别系统（识别标记的每头母猪及其背膘、体重、发情、生病等等）、自动饲喂系统（个性化精确定量饲喂）、自动分离系统（及时将发情、生病、正常的猪分离）、自动管理系统（自动调温、调湿、通风、卷帘等）、自动传输系统（将数据自动传到管理者电脑、手机）、自动报警等组成。该系统里，母猪群养，以50头起限，100头、150头至750头母猪均可群养在一栋猪舍里。荷兰已有30％的种猪场采用了该系统，母猪年提供商品猪达到26头以上。

②实行重大疫病阴性准入制度。首先从无猪瘟准入开始，对所有留种种猪实施活体扁桃体采样检查，猪瘟荧光抗原阳性种猪一律淘汰。避免带毒种猪进入循环生产，进而保证商品猪的安全。

七 摒弃一条龙的饲养模式，实行专业化的阶段饲养模式

张永泰教授认为，农村专业户不要既养母猪，又养商品肥猪，这样极易让母猪携带的病原微生物传染给商品猪，造成商品猪的高死亡率。可以一部分专业户专门养母猪，将仔猪出售给商品猪专业户。广西灵川县有300户50头~150头的母猪专业户，他们统一供种，统一饲养管理，统一销售给广东四会县。多批这样的商品猪在去年的疫病肆虐中均健康无恙。在日本，许多养猪人也采用这种模式。

猪，这一宝贵可再生资源与人类至少相伴了七千年，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只有我们正确认识它，合理开发利用它，并与之和谐相处，才能使我国养猪业持续和谐发展，养猪大国成为养猪强国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出现。 
  

稿件来源：中国畜牧兽医报  责任编辑：蔡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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