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粮食进口必须有军事强权或贸易垄断

薛涌: 绸缪备用地 应对不时需

在世界史上，从古代的雅典、罗马到大英帝国，先进的经济体经常依赖粮食进口，后进地区则多为粮食供应地。所以，中国是否应该保证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关键还在于中国如何摆正自己在未来世界的位置。

古雅典是个城邦国家，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特别是到了希波战争后的“帝国时代”，其粮食供应地从西西里、黑海地区，一直延伸到埃及。这种粮食的供应结构，也被罗马帝国继承并发扬光大。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地中海等于是罗马的“内湖”，地中海上的贸易，也成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命脉。这一切随着阿拉伯人在公元9世纪对地中海的主宰而终结。

现代社会运输和通信技术空前发达，粮食的供应线可以更长，网络可以更大。这也说明，靠粮食进口而长期维持经济的进步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这些简单的事实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认真地考察这种长距离的粮食供应线是如何形成的、在什么条件下才靠得住。事实上，维持这样的粮食进口，必须要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强权或贸易垄断。罗马帝国就是个最极端的例证。它所谓的粮食进口，其实几乎已经不能说是进口，而是内部贸易。因为大部分粮食供应地已经在它的正式版图之中。

到了中世纪，由于不存在这样庞大的帝国，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但是，当时威尼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贸易帝国，其舰队在地中海首屈一指，曾率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这一东方最大都市（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热那亚一起控制了通往黑海的航线。另外，威尼斯是当时欧洲的第一大贸易帝国，也是拜占庭帝国最大的债主。

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把自己的皇冠拿给威尼斯作为贷款的抵押，甚至一度因为欠债不还而成为威尼斯的阶下囚。靠着这样强大的军事和财政实力，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帝国享受免税待遇，把本地商人挤出了市场。他们不仅控制着东西国际贸易，甚至控制着拜占庭帝国内部的贸易。连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也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操纵之下。

佛罗伦萨不具有威尼斯那样的军事强权。但是，它实际上是中世纪欧洲的华尔街，其商业网络无与伦比，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力雇用雇佣军来应对军事危机。更重要的是，佛罗伦萨的商人通过向那不勒斯、西西里等产粮区的君主借贷，进而控制了这些地区的粮食销售，不仅解决了佛罗伦萨的粮食供应问题，也主宰了西地中海地区的粮食贸易。

尽管有这种军事和贸易上的绝对优势，但无论是威尼斯还是佛罗伦萨都出现过粮食恐慌。后来这两个城市的军事和贸易地位逐渐下降，粮食进口越来越没有保障，政府不得不加大向农业的投入。

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一国的人口规模比以往要大得多，主要国家的粮食供应中依赖进口的比例很少达到中世纪意大利这些城市国家的程度。大英帝国崛起之初，还是个粮食出口国。英国的粮食进出口到1800年还基本持平，以后则逐渐依赖进口。为这种进口提供保证的，则是这个“日不落”之国的海洋霸权。美国则自始至终都是粮食出口国，即使在粮食生产过剩的时代仍然维持着保护农业用地的政策。

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个概念。所谓发达国家粮食依赖进口，究竟是“市场依赖”，还是“生存依赖”？举个例子。在17世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是荷兰，其粮食供应严重依赖进口。但荷兰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富到连农民也拥有油画、股票和债券的地步；况且人口密集、地域狭小，选择粮食进口是市场的逻辑。但是，这种对进口的依赖实际上是“市场依赖”。

也就是说，如果切断进口，荷兰人不至于没有饭吃。只是在特定的国际市场环境下，他们从事工商业比从事农业更有效益，因而把农业“外包”了。当19世纪世界金融中心转移到伦敦，英国成为粮食进口国时，荷兰居然从粮食进口国变成了粮食出口国。可见其农业生产的弹性。19世纪英国的国际粮食供应如果突然被切断，照样可以启动自己的农业生产而达到自给自足，只是经济效益比融入国际贸易体系要差一些而已。

日本何尝不是如此？日本的农业是最受政府保护的部门之一，这种保护之优厚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乃至不断引起国际贸易纠纷。日本粮食靠进口，不是因为生产不出供应本国人口的粮食，而是国产的粮食太贵。日本农民经常是一家几辆车，住着独居的“豪宅”。

这样的贵族农民产出来的粮食谁吃得起？

但我们应该看到，比中国人口密度还高的日本，城市用地效率非常高，乃至留下了大量耕地和自然野生地。日本人落户北海道甚至可以免费得到一块政府赠送的土地。这也是“市场依赖”型的粮食进口，和一旦没有进口自己就种不出足够粮食的“生存依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全球化的时代，粮食生产不应该脱离国际市场。但是，增加在粮食供应上的市场弹性，和政府对耕地的保护并不矛盾。比如，面对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政府正好可以把保护耕地的政策转化为保护环境的政策，按亩数支付给农民一笔固定的“免耕钱”，让其将耕地抛荒为野生地（这也是美国环保政策的重要部分）。

当国际市场的粮价大跌时，中国可以低价进口粮食。当粮食供应紧张、粮价上涨时，在这些野生地上生产粮食的经济效益, 就会超过政府所支付的“免耕钱”，市场杠杆就会自动让农民将这些地重新开垦。这样，中国的粮食生产才可能随着市场供需的浮动而自由伸缩。

有人认为中国耕地有可能大幅度萎缩。中国的粮食生产只能随着需要的减少而减小，很难随着需要的增加而提高。但市场怎么可能只进行单向浮动呢？从世界史上看，一国越是降低在粮食进口上的“生存依赖”（即有应对不时之需的备用农地），就越是有信心增加在粮食进口上的“市场依赖”。

更重要的是，靠进口来保障粮食供应的安全，必须建立某种世界性或者区域性霸权。从美国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建立这样的霸权成本非常高，超出了目前中国的能力范围。在经济刚刚崛起之时，最忌讳的就是对国力的泡沫式期待，更不能以这种泡沫式期待为基础而制定公共政策。

最近10年的大部分时间，世界粮食的供给都赶不上需求的增长，2008年在世界粮食危机的高峰期，几大产粮国已经宣布禁止粮食出口，有些国家因为缺粮而发生了骚乱。而这还都在中国基本不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入粮食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这一节骨眼上耕地大幅度萎缩、要依赖国际市场来解决问题，那么粮食虽然还是可以买得到的，但那可能几乎是黑市价格,还不如自己种合算。

原题目:<绸缪备用地 应对不时需> 

<中国证券网 > 2010-11-03

作者简介：薛涌，旅美学者,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

著有《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怎样做大国》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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