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秦晖先生是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理论一再以各种方式论述“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二元对立，在他看来，“美国式道路”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治世良方。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式道路”？什么是“普鲁士道路”？它们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是对“新自由主义”话语在“三农”问题上的批判，也是对秦晖先生理论的检讨与质疑，正是沿着他的思路，笔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理论与俄国—苏联的农业资本主义

   秦晖先生说：“所谓‘美国式道路’，就是以农民起来打倒天然首长，摆脱宗法共同体束缚的方式；而不是以天然首长剥夺农民，取消共同体保护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变革”。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解释道“社会民主派向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制国家即‘普鲁士道路’” 更简单的表述是“民主私有化”还是“权贵私有化” 。这个民主私有化的“美国式道路”用的是列宁的名义：“列宁把通过农民解放运动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称为‘美国式道路’是并不过分的”，这个表述在今天被进一步发挥为：

   “百年前俄国人的这种提法，只是表明那时即使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认为自由民主但非‘福利国家’的（前罗斯福时代的）美国，要远远优越于在欧洲最早建立福利制度但比较专制的俾斯麦德国，这种价值观是已经拥有了自由民主而再追求福利国家的现代西方左派不大提及的，也是我们这里的某些‘左派’真的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的”。

   因此，他歌颂美国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在农民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并没有表现出所谓‘小私有性’、‘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或反动性，相反，正因为他们是独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体成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一句话，是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宗法农民，他们才能起上述进步作用。”

但实际上，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虽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赠与的土地，但租佃农民的比例还是很高，他们全部或部分地耕种租来的土地。这是因为这个法律出现得太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实行的是以联邦财政收入为目的土地现金拍卖，从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与大地产投机活动结合在一起，东部土地公司凭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资本在土地拍卖市场上肆意购买大片国有土地，然后以高价向移民进行小块零售，这些垄断集团作为中介进行了国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只是在大块拍卖方式无法吸引足够的移民进入东部，政府才被迫逐步缩小地块出售的单位面积。

但土地投机商已经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买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数是贫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大平原地带的半干旱地和贫瘠土地。在这些地区接受了宅地法的数十万户家庭，在因旱灾而使几个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败之后，结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较湿润的地区去” 。

这使得许多拓荒者宁愿耕种租来的肥沃土地，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农场主资本短缺导致的对资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相分离的租佃农场现象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这在后面的论述中还会详细展开。

A，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与土地国有化

     这里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列宁所说的“美国式”道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的著名长文中明确指出，所谓普鲁士道路是指把农奴主—地主经济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是国家与地主阶级联手用暴力掠夺农民来完成“地主资本主义”发展，它破坏村社，掠夺农民，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

“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系统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而列宁赞同的与之相对的“美国式道路”，是因为它“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 “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列宁再三论证的美国式道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土地国有化：

“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并且使这种基础适应资本主义，而这一适应过程是缓慢的，对多数居民来说是痛苦的。革命的道路是真正推翻旧制度的道路，它必然要求消灭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全部旧的政治机构，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完全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现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

    列宁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提出土地国有化的纲领，是因为德国已经彻底形成了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已经不可能有拥护土地国有化的人民运动，实际上已经使土地国有化计划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因为国家已经是容克—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人民已经不可能与国家结盟来对付盘剥他们的大土地拥有者。

当秦晖一再以列宁的名义去叙述“美国式道路”时，他恰恰阉割了关键的“土地国有化”问题，而以从独立的小农到美国式的私人农场主的逻辑发展为“美国式道路”的表征，全不问“小农”如何才能“独立”？独立小农又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才可以发展为资本家式的农场主呢？

    这正是列宁思考的问题。列宁反对民粹派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土地道路，正是因为他看到小农经济是无法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目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是退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耕农的小农经济中去，而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困境验证了当年列宁的洞察。

列宁清醒地看到，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清除”中世纪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否则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必须（就经济的必要性来说）为自己创造新的、适应自由的商业性农业的这一新条件的土地制度。”，

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清扫？斯托雷平式的“清扫”是迎合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俄国的普鲁士道路，牺牲的正是广大农民的利益；英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是一样，“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 ；

所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用农民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道路’”。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列宁批评民粹派的理论与纲领所主张的土地私有化，因为那只是回到传统村社的份地制经济，从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角度来说是根本没有前途的，“按照旧的土地份额即按照旧的份地占有制来实现分配，那就不是清扫而是永远保存旧的土地占有制，那就不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所以，“斯托雷平要用暴力消灭村社，是为了有利于一小撮有钱人。农民想消灭村社，是要代之以自由的协作社和‘个人’使用国有化份地的权利。”

    列宁之所以要用“美国”来命名一种不同的道路，是因为美国农业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西进运动就是开发主要从印第安人手里没收来的国有土地，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未开发土地最多的国家。所以列宁认为：

“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为俄国的全部经济史所证实的、构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大特点的事实。这一事实就是俄国拥有大量的待垦土地，整个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俄国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方面的每一进步，都将使这些土地日益适于居住，适于耕作。

    这一情况是俄国农业按美国模式实行资产阶级演进的经济基础。我国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加思考就死板地拿西欧各国同俄国作比较，殊不知那里的全部土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早就有人耕种了。”
 
未开垦的土地是没有被封建化的土地，美国式道路的关键就是必须在传统的封建关系被清除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

    在列宁看来，无论是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国式道路，其共同点是：它们都必须用暴力的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也说明“暴力”其实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之中的，暴力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列宁的资本主义道路其实是分享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都是靠“革命”和战争来为自己扫清道路的吗？

    美国的南北战争是自由贸易的农奴制的农业的南方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工业的北方之间的战争。恰恰是农奴制的南方要求自由贸易，来保证他们的烟草和棉花对欧洲出口，而中部和北方各州为了保护他们的工业，则要求实行高关税。

1812年第二次对英战争以后，由于英国工业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严重威胁美国刚刚开始的工业，于是美国掀起要求国会保护国内经济的浪潮，并于1816年由国会通过第一个保护主义关税法，从此，保护主义日渐高涨，保护主义立法接连不断，1828年关税法规定，进口商品的关税率平均提高到商品价格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这就激起南方的激烈反对，南卡罗来纳州就宣布该法在本州无效，并且禁止联邦政府到该州的港口收税。所以，美国的南北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自由竞争”的农业的胜利，而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工业的胜利。而这些基本史实正是秦晖的“美国式道路”的阐述所不能包容的。

    那么，列宁提出的土地国有的主张中，到底蕴涵了怎样的历史奥秘？
 

B， 1861年改革与俄国的土地问题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被认为是俄国现代化的开始。近二、三十年来的西方和俄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改革并不是因为十九世纪的俄国农奴制经济处于危机状态，而是相反，农奴制经济经受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农业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只是给建立在自由雇佣状态的新式地主以致命的打击。

所以改革的原因其实在于上层统治者，重要的因素正是1854—1855年与英国、法国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争夺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控制权，这是俄国第一次遭遇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扩张中的西方强国，并且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打败，被迫接受屈辱的巴黎和约。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打击了俄国的斯拉夫派，西欧派把失败的原因放在了西方文明进化论的历史中去理解，这个逻辑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它表现在俄国士兵的步枪射程只有英法军队步枪射程的三分之一，只能用帆船对付英法的汽船，没有铁路，只能用大车拉军需品等等。

战争的失败还把俄国拖入到经济崩溃的边缘。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改革实际上是领地贵族与政府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份额的角逐，国家在改革实施中占了上风，这就预先决定了对农民极为沉重的赎买土地的条件。因此，废除农奴制度并不是俄国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外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压力的结果。对于支持亚历山大二世的贵族来说，他们赞成解放农奴是为了利用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欧洲对谷物不断增长的需求，因为农奴制的农业经济不能生产大量的剩余产品，所以他们希望把小土地联成一片，采用有效的大规模的农业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农业，仅仅雇佣劳动力做散工，来代替供养迅速增长的农奴人口，所以“思想进步的俄国贵族赞成解放农奴的原因与英国贵族在前三个世纪中支持和实行圈地的原因是同样的。”

    但是1861年的俄国却不是十六世纪的英国。对于俄国的农民来说，他们因此陷入为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负担沉重代价的万劫不复之境。1861年2月19日颁布的《解放法令》是充分保证地主利益的前提下实施的，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可以得到政府付给的长期国债券，而农民则必须交纳49年的赎地费给政府。

在北部土地价值较低，实行实物代役制，地主索取了几乎两倍于市场价格的土地赎金。在南部主要实行劳役制，富饶的黑土地适合生产利润高的商品粮，地主贵族想办法夺得了高达25%的农民最好的土地，这就是所谓割地。因此，地主仍然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割占公社农民的土地等于改革前公社占有土地的16%，中部黑土地带的割地达20%以上，有些省份被割占的土地达1/3以上。

另外，改革前由农民公共使用的森林、牧场、水源等农用资源也由地主霸占，使得农村公社的土地大幅度减少，并迫使农村公社去租用改革后归地主所有的这些土地，从而大大加重了公社农民的经济负担。份地不足使得农村公社无法再象以前那样保证所有成员的最低生活，许多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外出做工。

在1861—1870年间，每年给外出做工的农民发的长期护照是5•92万份，1981—1900年间增加到184•5万份，而1893—1897年，农村无地人口占农业总人口的7%，达到430万人。列宁的研究也指出农民外出做零工正是从1861年以后开始的，他引用的数据还表明，到1896年，外出打零工的工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工已经达到500万到600万。这应该就是俄国“民工潮”的开始。

    1861年改革是保留俄国传统的农村公社的。农民获得的份地并不是交给农民，而是交给了农村公社。从政治上是为了防止农民与土地割裂而出现暴动，从而“点燃俄国”。所以改革既要扶植大地主经济，又希望保彰小农经济，因为小农经济是社会最保守的力量。虽然法案编撰委员会都认为私有制是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但是没有人同意用暴力把公社所有制变成按户所有制。连环保使得公社保有在公社成员中重新分配份地的土地公有权力，从而可以避免成员的赤贫和流离失所。

因此法案规定在第一个九年期内，禁止农民放弃份地和退出公社；九年后对想要放弃份地和退出公社的农民也设置了重重障碍，目的都是要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经济上的考虑是，连环保是保证农民如期交付赋税和偿还国库垫付的赎金的唯一手段，政府需要把贷给农村公社的大量贷款收回，这也是农村公社不能解散的重要原因。

由于土地减少，土地越来越细分，因此农民要承担更沉重的赋税。更关键的是，沙皇政权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而严重依赖外国贷款，为了贷款的募集和偿还，就必须把更严重的赋税加给农民。由于采用提供工业津贴和实现高额保护关税，使得农民购买制成品的费用攀升，他们必须为俄国的工业化负担大部分费用。

到1878年，欠交赎金和税款的农民激增，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即便是连环保也无法消灭欠交税款的现象，欠税现象越演越烈，于是政府决定强行出租这些农民的土地给有支付能力的人，期限六年。到1885年政府不得不用间接税代替人头税，因为人头税使得欠缴税款者大量增加。但是农民欠交的税款依然有增无减。

改革之后，俄国农民其实是大量破产了。列宁引用的1889年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各种赋税占了纯收入的70%，一个俄国农民交纳的“赋税”超过了他的货币纯收入的一倍，“农奴制代役制也未必有这么高”。而破产农民要想放弃份地却还必须交纳额外费用来“倒赎”份地。这就是被“解放”了的俄国农民的命运，也是为什么列宁说1861年诞生了1905年。

    传统村社的最大功能是承认和保证每个人的生存权利，无地者只要愿意向土地投入劳动，就有权得到土地。俄国的村社问题不仅是理解俄国革命和俄国近代史无法回避的问题，更是理解的钥匙和关键。

俄国村社是农业经济组织和社会政治组织合一的全能组织，它既是农民自治组织，也是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纳税机构。村社是村社农民安身立命的全部，从精神到物质、从生到死的整个世界。但村社却并不是秦晖所描述的只有“宗法制”的落后的“自然经济”，它其实可以很好地适应商品经济，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农村公社不但有自办企业，而且还有村社银行。

村社土地重分制度的出现比较晚，并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遗留，原因一是由于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加大，人多地少；另一原因是政府实行通过连环保来征收人头税的国库政策，以农村公社作为国家与农民的交易单位，可以避免国家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农民如果按照土地多少来摊派税款，这对于地多的农民是不利的；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按人口来分配土地，使土地也象人头税那样，在纳税人之间平均分配。

所以，在1861年改革之后的几十年内，在那些份地支付费用大于土地纯收入的农民中间，土地重新分配尤为盛行，在连环保制度下，村社关心的是如何把闲置的份地转给能缴纳赋税的农民来分担赋税。村社土地所有制度的优点还在于从经济上把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完成单干农民无法完成的经济目的，如大的水利工程等，促进了农民之间的互助。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冈就批评了那些简单地认为农户土地占有制比村社占有制在发展农业上要优越的观点。

对农村村社的破坏，意味着对全部传统的社会结构的破坏，的确是“打碎一个旧世界”，但一个“新世界”却迟迟无法在血泊中分娩出来，它的痉挛与阵痛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对于俄国来说，打碎旧世界的动力并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资本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由于这种无法承受的社会苦痛才得以产生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俄国革命，而是俄国革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罪恶才会到来的。

    1861年改革使得农民的土地有一半落入了地主的手中，农民的生活伴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贫困化，他们的境遇没有改善而是更糟，这就使得他们把贫困归因为是地主强占了应属于他们的土地，的确也是。

俄国的学者认为：“在公社农民的意识中留下的印象是，农村公社现在只有了以前产业的一半。1861年改革只得到了一半的土地，似乎还没有完成改革，于是，农民们便梦想着要完成它，并且根据关于土地归公社的观念，土地被认为并非属于个人的财产，而只是供个人使用的一种分配。” 这成为革命的萌芽。

农民缺地确实成为农民不能维持生存的大问题，过去的农奴在解放后得到的土地比原先要少得多，而农业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因此缺地矛盾十分尖锐，到1905年要求增地的农民运动已经遍及全国，不仅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而且整个中农阶层都要求土地。

对土地的普遍性的要求，在杜冈看来，正是俄国农业危机的表征。虽然这个危机在杜冈看来，要依靠耕作技术来解决，但是他也清醒地指出：“我国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土地太少，甚至于实际上无论怎样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也都无法靠自己的份地生活。”

C，俄国革命与斯托雷平资本主义农业改革的失败

     改革不到十年，俄国就开始爆发风起云涌的农民造反和各种社会运动。而沙皇政府在1905年革命之后，还指望着农民可以成为保守主义的支柱，所以在《杜马选举法》要以农民为主体，农民被认为是皇室安全的保证，是国家制度的命根，因为过去的农民是从不要什么政治改革的，于是第一、第二届国家杜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代表组成。

但是沙皇的判断严重失误，农民代表在两届杜马中都站在政府的反面，强烈地重申自1861年改革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的要求，那就是：没收地主土地，把他们交给公社农民。农民还在各地以暴力夺取地主的土地，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公社成为现成的农民组织，成为农民的“工会”。

面对农民的反叛，沙皇政府在震惊之后，谋求改变，这就导致1906年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1906年11月9日政府颁发非常法令，允许公社农民的份地固定化，从而试图建立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农业经济，农民可以脱离公社，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土地，农民是全权的土地私有者。政府成立省、县级的土地规划委员会，对公社施加压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破坏公社，并在农村中寻找和扶植新的支持力量，也就是富农，来发展新生的资本主义农业。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扶植并没有成功。

“11月9日法令，好比尖利的楔子揳入人民的生活，使人民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其结果，可能导致俄国那些土地价值高的地区的村社彻底瓦解，并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失去土地。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行土地归私人所有，通常绝不会同时消灭插花条地和转变到田庄占有制。”

杜冈的研究表明，1861年农奴解放法令之后，到1905年私人土地已经非常集中了，但是俄国的农业仍然是农民经济，而没有生发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大土地占有制度不但没有扩展，而且还趋于缩小，“农民解放后，整个土地使用制度的历史，是大土地占有制衰退的历史。”

原因就在于：“转入资本家手中的土地，不具有牢固的私有制性质，很容易回到市场上去，它对其占有者来说，不过是进行投资的对象。反之，土地如转归小土地占有者所有，他们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与土地分离的。”

所以，杜冈观察到的现象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地主经济虽然有政府的极力扶植，但是并没有出现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情况，而是相反，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受到了农民经济的排挤。他因此批评马克思把工业研究的论断应用到了农业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大农业必然要战胜小农经济。

但是杜冈却列举了一系列理由认为，在农业方面，小农经济有比资本主义大生产优越的地方，资本主义大生产多见于农业粗放型经营，而对于集约式经营，大农场则不如小农场。更重要的是，大农经济为了追求利润和地租所以以资本主义企业形式进行，而小农经济是为了维持生产者生存而进行的。

农民在即便农业只能提供平均工资的情况下，仍然进行生产，而资本主义农业如果收入与工资抵平，就会终止生产。因此，小农经济在总收入和纯收入比资本主义大农业显著减少的情况下，还能够存活与发展。为农民的消费需求而生产的小农经济对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依赖程度要比之为销售而生产的大资本主义经济小得多。农产品价格下降，可使得大农业破产，而小农经济却能经得住。

他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并不是其经济力量大于农民的、劳动的农业的结果，而是在政治暴力基础上产生的大农业的结果。“大土地占有制出现得很早，是由于统治阶级在粗放式经济盛行时掠夺土地所致。” 资本主义大农业并不能自发地从小农业中产生出来，因为传统的农业关系和土地关系是一个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保守力量，是“自生自发秩序”，除非有强大的外力，它自身的运行不会改变。特别在饥饿农民的汪洋大海包围下，资本主义农业是更无法自发诞生的。

    在讨论地租问题时，杜冈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地租，一种是李嘉图的级差地租学说，指的是资本主义地租，土地占有者通过对土地进行资本主义耕作而得到的地租；但是，还有另一种粮食地租，承租者是劳动农民，租佃土地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糊口，其租金可能比资本主义地租还高得多，“如果小租户对土地的需求量很大，则土地租金可能要耗费他大部分工资。承租者只有减少自己的劳动报酬，通过租金才能得到一块缺少它便不能维持生活的土地。

如果承租者自己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少难以维持生计之际，或者不租佃土地，便没有其他挣钱的机会之时，则粮食地租的条件便会特别苛刻。” 而俄国的地租问题是农业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所以，粮食地租价格的高低不是由该地农业的纯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程度决定的，人口越稠密，农民越需要土地，而地租就一定提得更高。

所以，造成地租高的原因正是农民日渐恶劣的处境，它与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提高没有关系。农民怕失去赖以维生的土地只好忍痛支付高额租金，“俄国处处都可以看到高额租金与农民需求这种密切联系。农民得到土地的保证越小，他们的份地越少，越贫穷，则他们迫于情势支付的地租就越高。” 所以出现了贫瘠地区土地的租金反而要高的奇怪现象，因为越贫瘠地区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就越强烈。这种粮食地租不仅不能提供利润，而且不能保证劳动的正常报酬，因为土地租金大大地超过了土地的纯收入额。

    因此，解放后的农民对地主的依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强了。在地主赚的是粮食地租而不是级差地租情况下，是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农业的。列宁在1899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认为当时在俄国占优势的已经是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到了1907年他就上述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纠正了这个说法，
“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
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 (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佩里•安德森也指出，在沙皇专制的最后几十年，并没有发生地主贵族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化的运动，所以列宁等社会主义者对“普鲁士道路”所代表的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的担心最后变得多余了。

D，国家与社会：“绝对主义”国家的悖论

杜冈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有所批评，也曾经受到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也许正因此，我们更应该检讨他对俄国农业问题和村社问题的阐述。他在1909年对俄国农业改革的基本评价是：

“我国现代的土地规划政策的主要过错，是简单从事和官僚主义。不考虑大多数农民意愿与否，就极其坚决地打破已形成的农民经济形式，这种简单从事的做法不能不遭到责难。即便承认我国农民土地使用制的现存形式完全站不住脚，需要加以根本改进，这种做法也不能不遭到责难。我国土地规划的特点，是完全漠视少地和无地的农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这些农民的利益来维护部分较富裕农民的利益，并且根本不去设法减轻力量单薄的转入新的经济形式的那部分农民的负担。”

正是这种国家改革，强制推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最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1905年革命和1907年二月革命其实是俄国社会无法承受工业化过程的代价，也是传统社会结构被激烈破坏后的必然反弹和反应，所以有极大的自发性，“世界目睹了整个民族举行罢工的非凡景象。” 它特别是被迫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担负沉重代价的农民的反抗与革命。

而十月革命的最终胜利是由于顺应并获得了最广大的公社农民的强大支持，因为十月革命的口号正是‘和平、土地、面包’”！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俄国参与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另一是俄国自身的土地问题。这两者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有着内在和深刻的联系，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与英、法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推动了沙皇俄国的1861年改革，而日俄战争则与1905年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

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吗？国家汲取确实是俄国农民破产的原因，但是国家汲取的最大动机，却是为了推进俄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这一点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封建专制主义，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专制逻辑，导致了震惊世界的俄国革命，今天的俄国和中国依然在它的历史逻辑之中。

    这个逻辑以悖论的形式体现在国家机器中。在佩里•安德森所引用的史料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国家机器中的两个支柱性的中央部门：内务部与财务部有着经常性的冲突，财务部奉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它的工厂巡视员支持雇主不向工人做工资方面的让步；而内务部考虑的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因此它对雇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向工人让步以避免工人罢工，并且它还试图向工厂派驻警官，考察并避免突发事件，这当然遭到了资本家和财政部的抵制，这导致了对工厂巡视员的控制权的斗争。

在农村，是内务部而不是财政部向农村公社征收赋税。内务部还发明了由警察控制的工会。1905年，“彼得堡工厂工人大会”的领袖加邦神甫组织和带领了二十万工人及其家属向沙皇递交请愿书，在冬宫遭到血腥镇压，这导致了革命的爆发，而加邦却是警察局的奸细。这真是一种非常吊诡的历史现象。

安德森认为：“绝对主义国家在先后把贵族、资产阶级、农民、教育、军队和工业都吸收进来以后，竟然最后又异想天开地想建立置于专制政府卵翼之下的自己的工会。” 是异想天开吗？但它毕竟是发生了，怎么读解这种历史现象？这与其说是一种国家的“吸收”，毋宁说是一种国家自身的分裂，彼此无法兼容，而革命正是从这种分裂中诞生。

安德森的叙述里，绝对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之前的阶段，是经过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为的是将农民再度固定于传统社会地位中，但是对于俄国来说，不正是这个绝对主义国家本身在激烈地推动资本主义吗？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列宁也承认的：“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本主义的精神。毫无疑问，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所以，也许更重要的是追问，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导致这种绝对主义国家自我分裂的历史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理解俄国1861年改革的时候，应该是把这个看上去是关于农村的改革方案放在国家推动的工业化的背景下，来理解因此而爆发的1905年革命和1917革命。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国家是俄国自上而下地迅速工业化的主要发动机，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俄国）国家在某些关键领域拥有的权力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西欧绝对主义更强大。这是因为它延续到欧洲工业化的时代，因而能够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国家出售了国有土地而放弃对农业的控制，但目的是使自己牢固地立足于工业。”

实现工业化正是一切试图走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不二法门。正是俄国的“绝对主义”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资本主义，最终无法挽回自己的灭亡。在安德森看来，“俄国革命归根到底不是反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917年垮台的沙皇专制制度是一个封建机器，而临时政府根本没来得及用一个新的或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遇到西方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

这个意义上，佩里•安德森认为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样对于欧洲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根源在于革命所对抗的国家机器性质的差异。因为俄国还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所以十月革命可以胜利，这种建立在东、西方历史分野上的葛兰西式的解读在安德森的叙述里体现为对东、西欧区分的重视，以及俄国在东欧绝对主义国家谱系中的“与众不同”，但问题在于这种不同是如何来的，为什么俄国这样“东方式的” 绝对主义国家要致力于推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力量却最终成为对整个社会的反动，从而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分裂，使得国家机器因为无法完成这个历史的“辨证法”而导致自身一再被打碎，同是东欧的“普鲁士道路” 为什么在俄国走了却走不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除了在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分析外，我们是否更应该讨论传统的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乡村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分裂？这里是否隐蔽着更大的历史奥秘呢？

安德森说：“（俄国）这种工业资本主义是由其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扶植起来的，正如它的西欧前辈曾扶植商业资本主义一样。”这种不同是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是国家与商业资本主义的勾结，按照当时一位公爵的话来说，“有了海军才有殖民地。有了殖民地才有商业。有了商业，一个国家才能维持大批部队，增加人口，造就最光荣、最有用的企业。”这样，商业资本主义获得国家保护，而国家则获得商业税收。

但是俄国早期的军事扩展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都是“海内”的扩张，而不是海外扩张，是对土地的要求，对毛皮和粮食的要求，而不是“远程贸易”，也即在工业革命推动下对海外工业原料和产品推销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它不属于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扩张，而是传统的帝国式扩张，因为它本身并不能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形成新的经济分工，从而带来社会、经济形态和格局的变化。

另一方面，从十七、十八世纪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以降开始面向西方的改革，也是俄国军事扩张最重要的时期，它表现出对强大的海军与入海口的极度重视，这正体现了世界历史从大陆向海洋的转换，俄国开始把自己放在欧洲历史的谱系里来建立自我认同，因为海洋的战略地位正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上升和确立的。

2003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举办建城300周年庆典和“海军节”，重申了对彼得大帝、海洋和西方的认同，让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历史逻辑的重演。正是从彼得大帝发展海军开始，国家表现出了对军事工业的强烈渴求。而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是失去黑海的控制权，黑海是通往欧洲的门户，这导致战败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并直接推动了亚历山大二世进行的农奴制改革，以此奠定了俄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那就是国家扶植的以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动力和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

日俄战争作为对太平洋势力范围的诉求，俄国的失败导致了1905的革命以及相关的国家变革，沙皇被迫发表最高宣言，允诺言论、信仰、集会与结社的自由，立宪政体开始被锻造，国家杜马得以成立，封建帝国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痛苦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工业强国之间进行的现代化的战争，俄国在军事力量上的失败也是它在军事工业现代化上失败的表现，正是它导致了1917年的革命。所以，对于俄国来说，如果说现代化的发展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扩展的压力，这压力既体现为俄国对海洋霸权的需求，也体现在为支持这种需求必须进行的军事工业化的全面动员，而并不是发自社会内部的直接需求，那么由此而产生出的国家动机其实与社会之间是分裂的，国家是通过压榨社会和严重依赖西方外债来打造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均无法在社会内部发育成熟，这也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无力锻造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

   当俄国被激化的地少人多的社会矛盾无法通过向海外殖民地转移的方式来释放，西伯利亚的寒冷气候无法为移民提供现代农业发展的足够空间和条件，工业发展不够充分以吸收破产的农民，资本对工人的压榨又把工人推到了敌对的方面，那么仅仅是国家依靠大量外国借贷与残酷压榨工、农来进行军事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已经无法互惠合作，这就决定了俄国很难在欧洲的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获得成功，而表现为以革命形式出现的社会危机，并导致国家机器的破产。

在这个意义上，俄国革命针对的其实并不只是俄国的绝对主义封建国家机器，更是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扩张及其后果，一如它的后果震撼了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的性质应该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性质并不仅仅是列宁所赋予的，更是历史自身所赋予的，是俄国的历史发展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推到了历史前台。但是沙皇俄国面对的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和消失，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锻造现代民族国家机器，它同样必须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工业现代化为前提，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天命，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此交出自己的历史答卷。

安德森的如下断言应该是对的：
“对于同时代社会结构比较研究来说，沙皇专制制度崩溃的政治教训和含义至今基本上还没有加以阐发。从这种意义上说，1917年咽气的绝对主义的历史讣告还没有写完。”
是的，历史并没有终结。今天的中国是否又站在了俄国1861年的历史门槛上呢？但愿不是。汪晖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创造了它的政治需求及其反抗力量，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一过程的两种历史表达。……因此，没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问题来讨论亚洲问题。” 列宁之所以把俄国看成是带有深刻亚洲性质的国家，正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上来定义的，汪晖指出列宁与日本“脱亚论”的福泽谕吉各自从相反的方向论证了：亚洲的近代乃是欧洲近代的产物，无论亚洲的地位和命运如何，它的近代意义只是在与先进的欧洲的关系中才得以呈现出来。当秦晖在今天的中国重新提出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这一历史叙述的巨大阴影对我们的笼罩。问题是，我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这一历史的符咒？它已经给俄国和中国都带来了一百多年的革命、暴力、流血和牺牲，今天的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告别革命”？告别的历史条件又在哪里呢？

1912年的列宁在看到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意义》一文后，特别撰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他很有意味地认为孙中山与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是偶然的吗？），因为这位完全不了解俄国的“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却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提出的是“纯粹俄国的问题”。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既是民主主义的也是民粹主义的，这一判断正是建立在共同的土地国有化主张基础上的：

“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现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

这与列宁对俄国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的阐述一脉相通。只有使土地国有化才能扫清封建的障碍，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发展资本主义。这既是资本主义的要求，也体现了民粹主义的要求，因为民粹主义是站在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土地私有制度的，分歧只在于：“民粹主义者以为否定土地私有制就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对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表达了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在列宁看来，农民对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既是民粹主义的，也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只在于民粹主义不能从历史的辩证法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所以他同时也批评，“我国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土地平分’、‘土地社会化’、‘平等的土地权’的时候，却局限于推翻这种学说，从而暴露了他们蠢笨的学理主义观点，他们不能透过僵死的民粹主义理论看到活生生的农民革命的现实。” 正是俄国的农民革命揭露了俄国的社会性质，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从而使民粹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和进步性。但民粹主义最终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无法超越资本主义而获得实现，“关于平均制和社会化等等的话语是会消失的，因为在商品生产下不可能有什么平均制。……人们说‘平分土地不会有任何结果’，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是就社会主义任务而言，只是说这种办法不能消除资本主义。”所以他认为只有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在中国出现了许多的上海，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壮大起来，并能够拥有自己的“社会民主工党”，那时候党再来批判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性和反动性的时候，也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正是这样的历史辩证法，使得列宁能够充分重视农民代表在第一、二届杜马上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所以，是俄国的农民在要求土地的国有化，列宁这样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当革命发生以后才看清俄国社会现实的，理解了俄国的革命其实是农民的土地革命，马克思主义必须顺应了这个以革命形式出现的历史辩证法，并推动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背叛革命。

E，苏联资本主义农业道路的危机与失败

但是历史的两重性不仅体现在沙皇俄国，也同样体现在列宁锻造的苏维埃政权国家。十月革命后，列宁签署了根据社会革命党主张拟定的1917年的《土地法令》和1918年的《土地社会化法令》，这两项法令都是按照农村公社的土地重分制度来制定的。但是，列宁在1918年对农民演讲的时候说道：

“我们布尔什维克本来是反对土地社会化法令的。但我们还是签署了这个法令，因为我们不愿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对我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

我们不愿强迫农民接受平分土地无用这个不和他们心意的思想。我们认为，最好是让农民通过自身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自己认识到平分土地是荒谬的。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好问他们，要摆脱在分地基础上发生的破产和富农的专横，出路究竟何在？”

回到土地重分的村社传统是无法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于这个认识，也是面对西方列强支持的颠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武装干涉，还有1918年夏粮食极度困难城市饥饿日益严重，使得列宁其实并没有也无法等待农民自身的“觉醒”，无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余粮征集制还是有所妥协的新经济政策，在农民的反抗中走的依然都是剥夺农民强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执政后，从1926年起苏联的工业投资大幅度增加，工业化对粮食的需求也随之急增，而农业生产却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求。1927年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和粮食饥荒，这场危机导致了农业集体化的产生，——而这正是英国宣布与苏联断绝关系的一年，1921年签定的英苏贸易协定被废除，英国外长张伯伦还发起六国外长会议联合起来从政治和经济上孤立苏维埃国家，并试图组织新的武装干涉。

本来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指导思想是以自愿原则组织和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计划来帮助个体农民发展商品经济，引导农民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过渡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社会化和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但这却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武装干涉和战争的威胁下，苏联的工业化发展已经等不及了，在斯大林看来，粮食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是小农经济的“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小农经济是商品率最低的经济，所以必须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分散的小农组织到集体农庄中去，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这个粮食问题既是为了保彰城市供应，也是为了保证粮食的出口任务以换回工业化急需的机器设备技术。二是有余粮的富农囤积居奇，不肯按国家价格出售粮食，所以必须清洗富农，为农业集体化扫清障碍。

斯大林在与布哈林辩论的时候特别强调的正是：落后就要挨打，他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的是，苏联必须在十年内跑完先进国家一百年、五十年的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别人打倒，两者必居其一。所以苏联必须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改变新经济政策，加速工业现代化，特别是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现代化，而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就只能是利用工农之间的剪刀差从农村榨取。正是为了有效地把农村纳入到国家工业化的轨道上，斯大林发起了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而为了应对由此造成的国家与社会、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严重冲突和紧张，斯大林提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直接导向了集体化中的消灭富农运动、二十年代末的阶级敌人运动和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正是农业全盘集体化、高速工业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互相联系和配合构成了“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也同时体现为苏联的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极大地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最高速度，突击发展重工业，高积累抑消费，形成了以国防工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并成功地使俄国从依赖外国资本的农业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业落后的沙皇俄国败于工业化的普鲁士德国，从而导致革命的爆发；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终于能够取得反法西斯主义的重大胜利，这与战前斯大林模式不顾一切地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战略有直接因果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是对彼得大帝的完成。二十年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苏联时刻面临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威胁，这种险恶的国际环境提醒着俄国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的所有集体记忆，它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深刻影响。谁反对这种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谁就是反革命，那么，这种以斯大林主义出现的社会主义专制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从列宁所说的违背农民就是背叛革命到斯大林用反革命去镇压农民，这是怎样的历史悖论？！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苏维埃政权为什么最终没有从沙皇俄国覆没的历史怪圈中逃脱出来？当苏联作为国家机器沿用了残酷剥夺农民来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与（军事）工业化的方式，它是否已经被注定要覆灭在国家与社会的悲剧性的分裂中呢？它是否还有别的历史选择的可能性？秦晖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由于1861年改革保存了农村公社，才导致后来的农业集体化，此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农业集体化完全清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与互助的意义，它不是村社的翻版，它是国家权力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把企业化和军事化的方式强加在了农村和农业上，目的是为了在现代化规模效应的基础上使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剩余价值。所以它并不是村社的延续，而是相反，它是以必须全面摧毁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为前提的,这正是为什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会遭到最激烈的农民反抗的原因。

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执政以来，实行了一系列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放权让利的农业改革，但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的七十年代，苏联再度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赫鲁晓夫不得不恢复战后早就停止的凭卡供应制度，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1972年苏联在世界市场上购买2800万吨谷物，其中1800万吨是从美国购买的，为此国家动用860吨黄金储备，这倒是刚好解决了美国战后长期无法解决的农业过剩危机，并且有力地拉动了美国农业。

197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赫鲁晓夫执政十年，集体农庄庄员作为劳动报酬的粮食逐年减少，这是因为农庄收入太低，农业投入物资涨价超过了农庄的收益，而粮食收购的数量却不断增加，这使得按月支付劳动报酬的办法成为空话，并使得农庄庄员不得不大量流入城市去谋生，有的州的集体农庄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七年的时间几乎减少一半，这正是由于农业凋敝而产生出的“民工潮”。

1963年粮食产量甚至不到战前的一半，农业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导致农业改革失败。这种改革的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至勃列日涅父执政，苏联的农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勃列日涅父为此大力推行“新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农庄的自主权，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副业政策，完善集体承包制。并且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对农业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但是农业产值却不升反而大幅下降，给苏联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谷物的连年减产，导致苏联不得不依赖进口， 1981—1982年更由于巨量购买小麦震惊世界市场。粮食在苏联的外贸进口中成为第二项大宗商品，仅次于机器设备的进口，从而使得外汇拮据，无法保障国民经济其他发展的需求，并制约了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于轻工业和粮食工业的原料来自于农业，农业危机使得工农业关系无法调整，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因此都无法实现。而一部分支付需求不能满足，致使储蓄上升，零售商品流转额与储蓄不协调，为后来的通货膨胀埋下严重伏笔。以“新思维”为鲜明特征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鉴于苏联经济增长率从七十年代以来逐年下降，到八十年代初已到危机的边缘，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加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也称“加速战略”，提出了从1986年到2000年这十五年中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希望依靠加速科技进步和改革现行经济体制来实现生产潜力翻一番，国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等目标，——改革的合法性依然必须建立在现代化发展的高速度上，只是实现的路径依赖有所不同，但正是这个不同导致了苏共的亡党和苏联的解体。可以说，苏联的失败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而失败的关键是否正是农业问题呢？从沙皇俄国的土地问题到苏联的粮食问题，在这些终于演变为无法挽救的社会危机的问题背后，历史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正因为此，苏联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作为列宁设想的“农民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的延续，它的历程及其全部失败应该放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去严肃地检讨，即：对列宁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反思应该与整个俄国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动机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格局联系在一起；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也必须是，或者首先是对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反思；对俄国农业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同时也必须是对苏联作为民族国家与（重）工业现代化关系的反思，——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今天的我们需要用极审慎的态度来对待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是重大而严肃的历史课题。在这里，我们必须拒绝秦晖式的粗暴的反社会主义与反民粹主义批判，苏联农业的集体化道路同样不能用简单的启蒙主义话语逻辑进行非历史的预先否定。近代以来，俄国人为了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天命”既实施了“普鲁士道路”也实践了“美国式道路”，然而这两者都没有成功，留下的是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它是用俄国农民苦难的身影投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写就的。今天的我们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和理论的视野来检讨这一切？俄国十九世纪历史大转折时期出现的民粹主义及其理论，是否可以被秦晖及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深恶痛绝和一劳永逸地否定与埋葬掉呢？这里，我们不仅应该检讨列宁主义的理论视野对民粹主义的肯定与批判；更应该检讨那长期被压抑的民粹主义自身的理论视野，当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分享着“清除”传统社会的一切“封建”势力的时候，遭遇到了民粹主义作为从社会内部生发的各种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抵抗，在这样抵抗的视野里，俄国历史本身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话语叙述？作为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自觉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也曾经是俄国最大的政党，它对十月革命胜利的贡献、它与布尔什维克的论争、最后的决战以及它从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年的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是否能够在今天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然而，启示是只有在我们自己遭遇困境的时候才能发生的。当资本主义大刀阔斧地规定着历史的进步性的时候，“敢有歌吟动地哀”，我们还能够听得见那被蹂躏的大地从苦难深处发出的声音吗？

我们不难发现，秦晖恰恰是用列宁批驳的俄国自由派的观点来演绎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秦晖与列宁引用的“右派和十月党人”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这种明目张胆的篡改，这种历史的“轮回”委实让人忍不住要惊叹，在列宁的叙述里，俄国自由派的土地私有化主张正是与普鲁士道路划等号的。秦晖在揭批中国“权贵私有化”的普鲁士道路的同时，鼓吹的是“民主”的“私有化”的“美国式道路”，但这个以列宁名义命名的道路却恰恰被阉割了列宁所阐述的“革命”性和“国家性”，——这在秦晖的表述中是“警察民粹主义”；这个立场当然是对列宁的反动，也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反动。为什么秦晖要刻意隐瞒和歪曲列宁最核心的观点呢？这就需要把这种话语落实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因为秦晖需要论证所谓“民主私有化”就是自由竞争的私有化，在排除了“革命”与“国家”之后，秦晖的理论里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那其实就只有“私有化”了。这样，看上去是反权贵私有化的秦晖却在暗地里为土地的“私有化”主张开辟了道路，问题正在于：这种取消了“革命性”和“国家性”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农业还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吗？中国的小农经济可以凭借“自由竞争” 完成自己的资本主义化吗？要能完成，1949年前就该完成了，还要等到秦晖来批判“警察民粹主义”之后吗？这个“民主”的理想除了在秦晖的书房里飞翔，并没有任何现实与历史的安身之处。所以它绝不是什么“民主”的“私有化”，因为“民主”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已经被秦晖取消。在自由竞争的“民主” 理想凌虚高蹈的前提下，被清除了“土地国有化”之后的所谓“美国式道路”是一种什么样的道路呢？它与普鲁士道路还有什么区别吗？当秦晖挪用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的“美国式”道路的名称来命名他自己的土地私有化的“普鲁士”道路时，它其实已经证明了秦晖自身的“普鲁士”性质。

二，美国的“美国式道路”及其农业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

秦晖把“美国式道路”一厢情愿地解释为自由竞争的民主道路，这种道路在美国到底意味这什么？1904年韦伯在他大病复出后的第一次学术演讲，正是在美国所作的《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在这里他明确指出，欧洲农民与英国或美国的农民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的英国农民多半是个出色的企业家，为市场而生产。他们几乎都将土地出租。在美国，农民的土地多半是他们自己购买或垦荒而得来的，他们有时也出租土地。美国农民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在美国，市场先于农民而出现。但在欧洲，农民的土地多是继承而来的，而农民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为生存需求，而非为供应市场。在欧洲，市场后于农民而出现。当然，欧洲农民多年来也出售剩余农产品，并且于织布和纺毛之外也必然要通过贸易来解决其它生活需要，但是，二千年以来，欧洲农民都主要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他这里的欧洲主要是指德国。当年的德国就不可能走美国式的道路，原因就在于美国拥有从印地安土著掠夺为国有的广袤而肥沃的西部土地，这种土地“国有化”是美国式道路的核心。这一广大地区的农业开发过程是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发育成熟的，与联邦土地政策密切相关，是在东北地区工业革命的直接推动下，才迅速成为最主要的谷物—肉类出口区，这个过程完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从此美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韦伯的叙述中，却没有指出在西部农业土地关系在这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最终确立的却是金融资本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

Ａ，南部种植园农业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南部种植园农业从前殖民地开始就是首先为国外市场生产商品。其实，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拉动了南部农业革命的发展,英国棉纺织厂机器的飞速旋转，吸纳了1790-1860年间增长了1500倍的美国生产的棉花，这一时期，棉花占美国出口的大约三分之二，这就是为什么南部种植园发展最快的时候是在十八世纪以后。起初，南方各殖民地最重要的农产品为烟草，也正是烟草种植使得大规模的农场出现；其次是稻米；再次为靛青，这是纺织业的必须品；这三者都是因为英国没有，而被英国市场所欢迎的。棉花在1793年分离棉子的轧棉机技术发明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农场化生产，到南北战争前成为南方的经济命脉。所以美国的确“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变革的产儿”，美国的工业革命正是在模仿英国工业技术的基础上由棉纺织业开始的。南部种植园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盈利依赖两个先决条件：奴隶与土地。我们不该忘记美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与南部黑人奴隶的关系，棉花种植占有了三分之二的农业奴隶劳动人口。虽然1807年政府颁布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但是由于种植园经济是用劳动力投入换取利润，所以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大规模贩卖奴隶的走私活动猖獗，这包括繁殖奴隶的生意，弗吉尼亚和南部边界州成为繁殖黑人的基地。1790年美国奴隶人数为七十五万，而到1860年则达到四百四十万。正是在1860年内战前，美国生产的棉花已经达到全世界棉花产量的四分之三，除英国以外，欧洲的主要工业国都是美国棉花的主要出口国，并由此获取了大量外汇。但由于南部种植园是单一的棉花种植经济，在内战前已经占英国棉花总消耗量的百分之七十八，同时它从英国进口大量的工业品和奢侈品，因此与英国经济市场联系紧密，而与北部的经济联系反而是薄弱的，这就严重阻碍了美国南北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民族经济市场的形成。正是由于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对棉花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产棉区的不断扩大，西进运动也包括南部种植园主率领黑奴进行的种植园经济的扩张，于是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对西部土地的争夺上，因为南部种植园经济盈利除了廉价的黑奴劳动力外，还依靠对土壤肥力的剥夺，所以必然有对肥沃土地的需求。蓄奴州与自由州的关键正在于围绕狄克逊线展开的西部土地争夺。“宅地法”之所以在内战的1862年获得实施，一个功能就是为了抵挡南部庄园主向西北的扩张。

传统观念认为南北战争是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战争，但其实它们是由共同的历史动机所推动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1775—1783年美国的独立战争是美国作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锻造过程，目的是保护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南部的种植园主与北部的资产阶级都是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者。南部的种植园主是为了世界市场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的“奴隶主”，其实是农业资本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把劳动力变成奴隶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中国东南沿海的打工者的血泪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美国南部种植园经济的发展既是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黑奴制度产生的根源，对黑奴的压榨是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大来源。美国国会的“逃奴缉捕法令”就规定联邦必须帮助奴隶主在所居住州以外的地区追捕逃亡奴隶，各个州都有引渡逃奴的义务。林肯最终决定发动内战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是为了保持联邦的独立，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资本主义，为了用高额的工业品关税来代替农产品的自由贸易，是对独立战争锻造民族国家的完成。只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才解放黑奴的，以便让黑人士兵充实到联邦军队中去。《解放奴隶宣言》并没有涉及南部土地问题，黑人争取土地的斗争一直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有力支持，“宅地法”并没有被运用到南部。战后，奴隶制度的庄园经济虽然被废除，但是联邦政府把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归还了原庄园主，被解放的黑奴并没有获得土地，他们要想得到土地必须花钱购买，大多数黑人都做不到，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仍然回到了原主人的土地上，成为半奴役性的分成制的佃农，南部种植园发展成为“普鲁士道路” ,大量的租佃农场成为南部农业的特点。

“内战带来了奴隶制的废除，但是，并没有终结种植园制度。……，一个世纪以后，大的南部种植园主还会告诉拍摄农场工人纪录影片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我们不再占有奴隶，我们现在雇佣他们。’”

这些被“雇佣”的租佃农民“过的是封建的、不用现金交易的经济生活——种植园主向他提供土地和贷款，收获后，由种植园主宣布，在扣去食物、燃料、种子、肥料以及其他信贷方式获得的东西之后，佃农还可拿多少。或者，在更多情况下，种植园主告诉，他还欠种植园主100美元或500美元。” 这些债务无论佃农还是地主都不指望能用现金还清，黑人家庭唯一偿还办法是劳动。而当大型机械取代了手工农业劳动——这正是南北战争之后北部工业化所给与的“好处”，种植园主可能会告诉他，下一年不一定有工作，因为他们的棉田已经租给一个大的农场主了，黑人家庭只能选择离开。

大部分的美国黑人的祖先都是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由于南部种植园的需要而被贩卖到美国南部的非洲人，这些南部种植园是因为欧洲的工业革命而为欧洲市场生产工业原料和其他经济作物并获得巨大的利润的；而二十世纪美国黑人又进行的第二次迁徙是在美国国内，他们中有约有400万离开南部进入城市，1960年美国有四个城市40%是黑人，到1970年以前，这样的城市增加到了14个，这次是由于农业的机械化发展已经不需要他们，当农业一直被当成赢利的行业，而机械化比劳动力更有效率，农民就被排斥出家园，为的是让资本获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状况作为“民工潮”历史进步性的证明。比如美国被认为是消灭了农民，只有农场主。这种说法抹杀了西部地区庞大的流动季节农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窟中没有希望的失业者，他们都是失去家园的农民及其后代。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黑人聚居区，它们是外面围绕着敌意的国中之国，对于城市黑人来说黑人区的边界就象国境线一样紧紧封闭，黑人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从农村进入城市就得以根本改变。美国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农村危机，只不过是把它从农村转嫁到了城市，美国六十年代的城市骚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以黑人民权领袖小马丁•路德•金被刺事件为标志达到高峰。只要看一看美国城市今天依然严重的种族、失业与犯罪这些社会之痛，就应该明白美国并没有创建出“人道主义”的奇迹，把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里去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只是让旧的危机以新的形式出现而已，这个危机其实是内在于现代性之中的。

至此，我们也许应该清醒，世界市场和农业的机械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或排斥所导致的人口流动并不见得是现代化的福音。作为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的社会代价，当美国、欧盟在政府强大的价格支持下进行世界农产品倾销的同时，除了被排斥的美国南部黑人农民和西部破产的租佃农场主之外，它也是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农业危机和农民背井离乡的原因。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超大城市化浪潮及其无法消除的城市贫民窟，其实都是第三世界农业凋敝的表征。

Ｂ，西部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与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现在让我们回到西部的土地与农业问题。西部的土地制度完全不是秦晖描述的那样是西进的农民用吱吱响的大车推出来的“资本主义”，这种叙述掩盖了真正的历史事实。首先，独立战争使美国的疆域跨过了阿巴拉契亚山脉，而这个过程伴随着与印地安人残酷的流血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890年。在此基础上，西部土地还是一个涉及到美国各个州、各个阶层和集团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为此，国会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辩论，才基本确立了建立国有土地的政策，1784年成立了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西部土地法。杰斐逊曾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在土地政策的制定上遵守的信念是，美国的成功必须取决于具有绝对所有权的私有财产，而小土地所有者正是国家最为宝贵的组成，他希望把美国建成以小农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因此他试图把土地分成小块，低价或无偿地分配给拓荒者。但是这个主张却因为遭到了大地产集团的强大压力和抵制而失败。当时新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代表商业和银行家的利益，主张高价大片出售公有土地。

1785年“土地勘测法令”（Land Survey Ordinance of 1785）在西部设立土地局经办土地出售与转卖事宜，只有经过勘探的镇区和地段内的土地所有权才是合法的。法定的土地所有权必须在公开的拍卖市场上用现金购买。勘地制度与现金拍卖制度的结合，使土地所有权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所有权，而不是认可农场主的开发定居权。该法案对西部开发和美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西部土地国有被法律认定，并成为国会控制下进行社会财富分配的来源。现金拍卖方式为联邦政府带来重要的财政收入，并且成为美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并使资本雄厚的大地产集团获得了西部土地购买的垄断权，使地产集团与金融集团出现共生现象，土地投机与金融投机结合在一起，土地资本迅速转化为金融资本。

该法案之后，杰斐逊委员会便开始制定西部建立新州及加入联邦的方案，由此产生1787年“西北法令”，其宗旨是建立与合众国保持一致的政治制度。而推动“西北法令”在国会通过的正是当时最大的土地投机集团俄亥俄合伙公司。该法案把政治权利与土地所有权紧密结合，政治权利就被归结为资本和土地的所有权，还规定了国会对土地的优先处置权，保证国会拥有对西部土地的全部销售、分配和征税权。为了保障东部大地产集团的利益，法令强调对新州以外的居民所拥有的西部土地财产，绝对不准课以高于当地居民的税额。这使得西部土地成为东部资本远距离投资的对象，为西部土地所有权与定居、开发分离的“不在地主制度”铺平了道路。这两项立法把约占美国本土面积百分之七十五的国有土地投入了商品市场，从而产生了各种围绕着土地所有权进行的活跃的资本运动，这就确定了“美国式道路”是土地、大地产集团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列宁说土地国有化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对的。

华盛顿首任期间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还实行了对超大地块的优惠销售，进一步强化了大资本的土地垄断，使大土地投机商成为政府与定居者之间的超额牟利中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都纷纷跻身于土地投机者的行列，华盛顿派其代理人在俄亥俄地区购买了32373英亩土地。1796年成立联邦土地署时，华盛顿任命俄亥俄公司的总代理为首任勘地总长，而大批的公司代理人则成为土地测量员。这样，联邦政府实际上是与大土地公司通力合作，把东部的资本转换成了对西部土地的垄断。一直到了1797年以后，联邦政府才开始向个人定居者拍卖国有土地，但这时已经距离首批大地块出售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由于当时的西部农业仍然处于自给状态，农场主年现金收入不足100美金，所以虽然联邦政府在后来的土地法中，多次缩小一次性售地面积，降低单位面积地价，但是按照1800年分期付款的土地法，还是大大超出了农场主的现金收入水平。农场主一旦到期不能偿还本息，为了使已交付的金额不被政府充公，就要被迫将已开发的农场转手土地公司，或进行二次抵押，由土地公司支付所欠余款，这样土地公司就可以用极低廉的价格得到已开发的农场而不是荒原。由于联邦债券可以用作现金支付，在债券实际已经贬值的情况下，土地公司却利用土地贷款制的漏洞按照面额支付土地购买金额。所以，1800至1820年的联邦土地贷款制度并没有给拓荒者带来土地所有权，也未给联邦财政带来真正的收益，而是为土地公司从抵押关系上操纵土地市场提供了条件，并产生出一大批严重负债的农场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两次土地投机狂潮导致的都是土地投机集团与金融业结合的加深，不在地主关系被充分发展。

这也导致了美国农民的西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土地投机集团与联邦政府的斗争。由于拓荒者的购买力落后于土地集团和联邦政府的最低购买限定，他们不得不绕过被土地商占有的待价而沽的“投机者的荒原”，深入到衣阿华的中部，这里远离市场，交通隔绝，自然条件差，经济极为贫困。

在政府实行勘地制和现金拍卖制以后，等于是否认了从殖民地后期和建国初期就一直存在的西部拓荒者的占地权，因此激烈的冲突必然展开。联邦政府甚至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武力镇压，国会制定的各种反占地法，可以对占地者处以罚款1000美金或判处监禁一年。麦迪逊总统曾发表公告，将占地称为“罪恶”。杰克逊总统期间，联邦政府拆毁、焚烧占有者的房屋的事情一再发生。

三十年代以后土地垄断的加深驱使西部拓荒者大批移向密西西比以西地区，出现“衣阿华占地狂潮”，1930年伯林顿114万英亩肥沃土地投放拍卖市场，引起决斗，土地投机商与两万名占地者怒目对峙，联邦政府的将军也出动了，最终是土地占有者被迫退让。这场斗争导致了占地者迅速组织起来，纷纷成立土地权利俱乐部来为自己的土地权利斗争，他们继续占领土地，同时对国会议员施加压力，争取从立法上改变勘地制和现金拍卖制。从1828年开始，国会几乎每年都辩论先占权立法问题，但总是大地产势力占上风。三十年代末的占地狂潮使国会与白宫终于意识到，西部土地政策如不改变将会导致勘地和分配制度的崩溃。在强大的压力下，1841年“先占权法”得以产生，它规定占地者有权优先购买，但优先权依然是建立在勘地制与拍卖制基础上的。农场主的剩余资金一般不足以支付这笔款项，而一旦拍卖期临近，农场主为了避免被国家没收，只得将先占权凭证出售或抵押给土地公司，往往是将占地后的劳动和投资以远抵于成本的价格转手，于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先占权转入土地投机集团手中，土地集团仍然是用最低价格买到优质土地，而这些却是已经被开发的土地，在土地市场上价格很高。这样，先占权就与土地抵押和土地转手市场联系在一起，此后的土地投机集团只是更多地从现金拍卖市场转到了农场抵押市场。先占权并没有给农场主带来真正的土地所有权。1854年“土地逐级降价法”出台，该法案规定长期滞留在市场上的未出售国有土地实行逐级降价和减价，出售给实际定居和耕种的定居者。但由于降级土地多属于石砾、沼泽、沙化等劣质地，对农场主几乎无利可言，因此农场主购买的比例很小，很大部分落入林业和矿产集团手中。大土地公司还伙同土地署官员，把优质土地充当降价土地出售。这样看上去是为农场主利益的立法却依然成为大土地投资集团的财源。

西部土地市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济中，起着类似股票市场动员社会资本的作用，是美国工业革命的杠杆。十九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土地投机资本从西部土地和农场主获得的利润达到了五亿至六亿美金，这些巨额资本转向了铁路、林业、矿业、牧业和制造业，带动了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经济的全面高涨，土地资本的跨地区、跨部门流动，引起银行、保险等金融活动的空前活跃，而土地投资的集团化和金融化也使得西部土地关系更加复杂。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工业革命获得成功，美国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结构性转变，而这个过程正是与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部的土地及其农业发展与美国工业革命是互为条件的：“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铁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而工业革命则为农业机械化提供条件，农村成为工业品市场，国内民族市场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直接决定了五十年代以后西部土地开发的重要变化，“美国式道路”的资本主义农业模式真正形成是在这个时期，正是这时在西部农业中才出现了韦伯所说的农业“市场在先”的因素，市场已经虚席以待，农产品价格出现持续上升的局面，从而使得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条件。所以，美国西部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两个前提缺一不可，一是廉价土地，二是工业化拉动农产品价格。西进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正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这也是为什么三十年代土地集团占有的大片土地，可以在五十年代移民高潮时得以高价出售获得极大的利润。五十年代以后的铁路公司把铁路开发、土地出售与移民结合一起的销售模式获得成功，原因也在于此。

Ｃ，西部土地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与“美国式道路”的完成

五十年代以后联邦政府土地分配的特点是，国有土地的四分之三是以土地赠与的方式，即主要以铁路土地赠与、学院土地赠与以及军人土地赠与来进行的，这直接引发了十九世纪第三次西部土地投机高潮。

铁路修建是西部腹地深入开发的关键，它可以把农业土地与农产品市场联系起来，从而直接使西部土地增值，所以土地正是吸引铁路投资的动力。整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联邦政府向密西西比流域各州赠与的土地达727万英亩。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土地公司，它在接受赠地后每年向州交纳总收入的7%，由此获得土地的所有权，然后将土地的五分之四用于抵押出售，五分之一作为债券出售。该公司的运作模式与以前的土地公司有很大不同，它把土地经营、土地广告宣传和吸引移民与土地出售结合在一起，前提正是农业盈利空间的存在，它在欧洲各地招徕移民，主要对象是拥有800至1000美金的家庭移民，并负责将移民直接运送到西部土地上，从而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移民，加速了沿线的开发定居，增加了铁路运营量，也开拓了铁路公司的资本来源，土地总收入相当于铁路投资的七分之六，因此在当时就被认为：这不是一家铁路公司而是一家土地公司。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更把土地赠与增加了一倍，在远西部地区再增一倍，并且由联邦政府直接向各大铁路公司赠与，同时将间隔地段中属于联邦政府的部分由铁路公司低价转售给铁路沿线的定居者，这使得太平洋铁路拥有了超越各州的土地所有权，还获得变相的先占权，该法还将铁路两侧10英里的森林采伐权归为铁路公司。1864年的“北太平洋铁路法”更将赠与地段内的铁矿和煤矿也包括在内。这就使铁路公司还与林业、矿业集团产生紧密关系，成为前所未有的大土地垄断者。而联合太平洋公司实际上是直接由联邦政府控制的最大的土地股份公司，美国总统有权任命2名董事参与董事会决策并具有法人资格。联邦政府还以债券方式向铁路公司给予长期贷款，铁路公司以路权和不动产作为第一次抵押，“北太平洋铁路法”允许将第一次抵押债券作第二次抵押，使铁路公司获得双倍的贷款，而联邦财政部发行的这些债券则可以直接进入流通。铁路债券与土地抵押的结合，使西部土地关系加快了走向由金融控制的方向，1873年和 1893年的两次经济危机都是以铁路股票暴跌和西部土地抵押崩溃为先导的，这不是偶然的，土地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五十年代以来，联邦政府根据几个铁路赠与法共赠与国有土地一亿三千万英亩，使铁路公司成为仅次于联邦和各州的土地所有者。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密西西比河以西，是美国独立以来以各种方式廉价获得的，平均每亩土地仅0•57美元，正是这些土地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当美国还是一个土地充分、资金短缺的国家时，铁路土地赠与实际上是以西部土地不断增值的农产品来吸引东部和外国的投资，铁路公司从土地中获得大批资金，同时又成为联邦在西部大草原上的土地分配代理机构，进行土地投机与分配的双重功能。所以，铁路公司不同与旧的私人土地投机集团，它是以社会化和集团化的方式实行国有土地的私人化过程，因此它的垄断性也是空前的，国会众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也承认，这种赠与构成了对国有土地的可怕垄断，使得“先占权和宅地法所提供的定居机遇不断地消失”。铁路土地公司的资本运作正是与美国的铁路土地赠与政策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运转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部资本主义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为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提高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力提供了保证，南北战争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便得益于此。与其他土地所有权相比，铁路公司的土地所有权更完整地体现了垄断的特点。

西部土地关系中的重要特征还有土地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除了铁路债券，还有军人土地凭证和学院土地凭证。1852年国会宣布土地证券交易合法化，可以公开进入市场和转让，因此形成五十年代与西部土地分离的东部土地证券市场空前高涨，这样，土地投机集团实际上是越过了政府的土地拍卖市场而直接得到西部土地垄断权。1862年“莫利尔赠地学院法”（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 ）是重要的土地立法，其实是以对“宅地法”的补充来平衡利益，因为它是按照各州国会议员的人数来确立土地赠与的，每名议员赠地三万英亩，各州不得持有这些土地，而是必须将它们出售以取得创办各州农业学院的资金，在西部国有土地州，联邦政府直接拨地，而在人多地少的东部27个州，则由联邦发放土地凭证，东部非国有土地州可以此在11个西部国有土地州认领土地所有权。但内战后，这些土地凭证陆续被三家最大的土地证券经营公司所套购。土地证券市场为金融资本控制西部的不在地主所有权创造了新的形式，并对美国经济其他部门垄断组织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投机高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东部资本集团，其经营不仅是土地投机买卖、土地租佃经营，还转向林业、矿业、牧业、铁路和金融业等多种部门，形成大规模跨地域、跨部门的特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占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拥有的有价证券，52%的资产来自于土地，并且从这批人中产生了第一批垄断资本家。七十年代，铁路高潮产生一批垄断巨头。八十年代的工业巨子和托拉斯几乎都从西部土地找到利润来源，石油业、铜矿业和钢铁业均以极低价格抢占富矿床。农业机械业、屠宰业、粮食加工业则从中西部获得数亿美元的利润。而金融业和制造业是直接参与农业利润的分割的。

可以说没有西部的土地就没有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它首先是一个土地换资本的过程，用土地换取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保证了共和国的稳定与统一。然后用土地换取了西部开发的运河、铁路和教育投资，使西部迅速成为全国市场的组成部分，最后是农场主用土地换取商品化生产的资本，农业的巨额产量为美国崛起于二十世纪的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至此，我们似乎可以从更深的层面上来回顾韦伯的感慨了。在韦伯看来，德国作为“古老的文明社会”，人口稠密，土地资源有限，“既使这种半共产主义式的社会组织形态消亡之后，欧洲农民仍然无法像美国农民那样成为理性的农业生产者” ，“美国式”道路从来就不是普世的，所以韦伯说：“回顾历史，象美国民族那样，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可说是绝无仅有。而展望未来，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中最后一次能够享有如此自由而伟大的发展机遇。因为，在全世界，空旷土地正在减少。”

1862 年内战期间与“赠地学院法案”同获得林肯总统签署通过的“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被认为是民主、自由的“美国式道路”的象征，该法案规定凡连续耕种国有地5年的公民，只需缴纳少许手续费，即可获得160英亩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从而确定了“定居权与所有权一致”。该法案是拓荒农场主和土地改革派长期斗争的结果。其实第一个宅地法案在1824年就由一位密苏里参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以后的历届国会都讨论，但是内战之前都没有通过，到1862年由于内战爆发的原因才使得林肯政府最终下了决心，以动员成千上万的农民到内战的第一线。宅地法是对联邦土地法的重大修改，但宅地法同时保留1841年的先占权，补充条令还有现金代偿权。就全国土地分配上看，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新建农场中只有16%来自宅地法，大部分农场还是来自大地产公司的再出售和联邦土地的现金出售。这是因为大平原农业的核心地区大部分优质土地已经被铁路公司、大土地公司和土地证券商控制，宅地法的四分之一地段在西部半干旱地区，难于扩大规模生产，只得以补充法令来扩大土地分配单位，却最终有利于矿业、林业、牧业集团：

有一半以上的宅地定居者无法维持到五年期满，而放弃和出售宅地专利权。宅地农场主的破产率要高于其他类型的农场。这是因为宅地法只提供免费土地，而不能提供农场主急需的资金，所以宅地农场主往往需要把宅地权用于投机性抵押来换回生产资本，结果是破产率的上升和土地投机商获利。其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农业市场空间的扩大，对于西部农业来说更重要的是资金而不是土地，因此宅地农场主往往是利用先占权和代偿权进行抵押以换取资本。1878年宾州的一位众议员曾提出宅地贷款法案，即为每个宅地农场主提供500美元贷款，以土地为抵押，年利息3%，十年偿清。但该法案被国会否决。因此“宅地法”的实施造就的是一大批因为无法获得足够资金在重债下破产的宅地农场主，并将西部土地最终转向土地金融集团。

“杰菲逊这样的人期待着由公共教育和政府对西部领域的明智分配孕育朝气蓬勃的农业民主。然而，当时和现在一样，政客们对‘快捞一把’比‘促进民主’的兴趣更浓。美国耕地的授予历史——一个半世纪馈赠出去的几亿英亩土地的纪录成了现代人年报中公愤持续最久的事情。欺骗、诡计、贪污和盗窃大量存在着，但是，更令人气愤的是对社会上土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置若罔闻的态度。议会的确也偶尔采取了诸如1862年宅地法之类的具有远大卓识的措施，但是，它却更经常地把共有土地批售的权利给予了投机商，而没有给予拓居人。议会没有奉献给屯居者的那部分土地，州级法律部门、土地管理处和内务部一般也会照给的。”

到十九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联邦土地分配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那就是将国有土地按照资本比重给予了拥有资本最多的集团和阶层。1903—1905年第58届国会的公共土地委员会报告中承认，定居者与大地产商相比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很大部分国有土地转入大土地投资公司，数量远远超过宅地农场，几乎每个地方大土地所有者都垄断了最好的地块，这些土地立法的结果就是租佃制或雇工制取代了自由农场主。

正是租佃农场主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而宅地农场转为抵押—租佃农场的速度最快，数量最大。到十九世纪末，全国的租佃农场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在西部几个新州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个调查表明，当时的农场主中其土地来源是由于“宅地法”而获得的不到2%。破产的宅地农民成为农业工人的后备军，1900年全国雇佣的农业工人为二百万人， 1910年已经达到了三百八十万。

内战时期由于粮食价格上涨而劳动力短缺，直接引发了大草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浪潮，内战后三十年是美国农业实现机械化的时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农场主都必须借贷来添置机械以扩大生产和降低成本。农业机械化加深了农场主对贷款的依赖，同时在生产资料上受农业机械公司的价格控制，却促进了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到九十年代，美国农业机械年产值已达一亿美元。内战后四十年美国农业空前发展，强有力地支撑了美国的工业和真个美国经济的发展，为二十世纪的现代美国奠定了基础，被称为是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具有相同意义的事件。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苏联在工业化时代由于粮食短缺所造成的后果就可以看到它的意义。这种由世界市场和民族市场推动的工业与农业的互换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能够完成的关键。

但是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化却不是依靠小农场之间的相互兼并和分化来完成的，而是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农场主以租佃方式间接地获得资本来源，并保留家庭农场和季节流动工的生产方式来降低成本，这形成了美国西部租佃农场的主要形式。美国西部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十九世纪下半叶，大平原地区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产地，一直到1900年，美国出口值的76%来自农业。由于每年美国农产品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剩余产品必须从外贸中找到出路，而美国的工业保护主义关税政策导致欧洲国家对美农产品报复，因此中间商竭力压低收购价，才能以更低的价格优势保证国际市场的销路。而西部农场主却必须以保护价购买工业品，以被打击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因此，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依赖对农民的剥削，这一铁的逻辑同样体现在美国式道路里。

西部土地抵押市场是十九世纪后期西部土地关系的焦点。它与内战前不同在于，内战前是纯粹的土地投机抵押关系，早期西部的土地租佃是对土地待价而沽的投机方式的补充，租佃并不构成农场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形式。到了内战后的十九世纪后期，农业被工业需求所拉动，导致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是农场主的资金严重短缺，因此土地抵押市场迅速发展成为西部土地市场的主体，它受到两种需求的塑造，一是大平原空前规模的农业定居和开发所需要的巨额资本；二是东北部和国外金融中心的大批游资需要找到利润最高的投资市场。这两者的结合最终导致的正是不在地主所有权和租佃农场的全面结合。内战后农业机械化和商品化都使得西部农场的规模和成本有了明显增长，于是资本短缺成为大平原农场发展农业的严重问题，因此为抵押市场提供了条件，这就是极度缺乏资金的农场主和能够不断增殖的土地。整个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形成为一个巨大的抵押市场，西部土地抵押市场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西进运动不仅仅是拓荒者的人口西进，更是东部资本的西进，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西部土地抵押市场形成了完整的网络，而农场主所得收入则有很大部分转为抵押利息。在农场主的破产原因中，因为抵押债务的居于首位。在十九世纪末发生的两次大的金融危机中，抵押市场和证券市场崩溃，农场破产率达到一半左右。1888至1896年土地抵押市场的崩溃加快了抵押农场转换的过程，高比率的租佃市场分布状态与抵押市场的区域分布基本一致。租佃农场的存在正是资本作用的体现。到十九世纪末，约有700万美国人失去农场所有权，360万由乡村进入城市，这已是破产农民移动的“民工潮”了。

租佃制是美国多数农场取得生产资金的主要来源。在租佃农场主中增长最快的是部分所有权的租佃农场，他们将土地的部分抵押以换取资金，同时保留另一部分的土地所有权。部分土地所有权租佃是农场扩大规模与合并的重要方式，因此每一个独立的农场主都有可能是潜在的租佃农场主。租佃制的实质是以地租形式来分配农业资本的利润，而地租的形式在十九世纪最后四十年间经历了从实物租、改进租、分成租到现金租的过渡，它正体现了一个农业市场化的全过程，最后现金租成为主导形式。进入二十世纪后，地租的波动已经与全国的经济周期完全同步，说明租佃农场与美国整个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深刻联系，而不在地主所有权与西部租佃农场正是互为条件的。由此也造就了西部农业中的特殊的雇佣关系，租佃农场主是付出地租和利息来获得外部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由于劳动力价格高，为了节省就必须尽可能利用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十九世纪末的300万雇佣农业工人中，中西部12个州只占27•7%，每个农场平均不到一个雇佣工人。另外由于内战导致劳动力紧张而产生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因此租佃农场主尽量要将有限的资金用于购买农业机械，而缺乏支付雇佣工人的现金。专业化和单一化生产也使得生产的季节性很强，因此季节流动工成为大草原与大平原地带的特定的劳动形式。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民工潮”，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等待雇佣的农业工人，是西部工业化的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前的租佃农场不仅是宅地农场经过抵押关系转变过来的，而且也是超大型农场解体的结果。内战后，美国工业的发展已经开辟了农业高额利润的巨大空间，刺激新组成的土地公司或破产的铁路公司直接经营大农场，八十年代以后更是从平均几千英亩上升为几万英亩，采用工厂企业式的雇佣制机械化生产，其最主要的分布是以红河谷为中心扇形展开，与正在形成中的小麦带基本一致，而小麦生产适合机械化作业，这里又有北太平铁路穿越而过联结市场，并且带动了面粉加工业的发展。这类大农场的投资者为远离农场的不在地主，受其雇佣的总经理拥有经营决策权，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可以不依赖抵押市场而直接从东部投资者获得资金来源，它的批量销售和购买可以得到回扣和优惠价，它自己有谷仓可以回避季节性集中上市的价格低谷。可以说它完全摆脱了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是大规模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社会化生产，当时就被认为是农业中的革命。但是八十年代末，由于小麦被连年旱灾所打击，单一小麦生产的巨型农场无法赢利，东部投资者悲观抛售土地公司股票，农场资金来源中断，巨型农场是高投入高产出，所以比小农场更具有依赖性，资金中断就无法维持。九十年代初，农产品价格下跌，红河谷地带的巨型农场无法度过危机纷纷解体。在同样不利的市场条件下，小农场可以兼营多种作物和精耕细作来自我调整，而家庭式经营也可以节省雇佣的高费用，所以比巨型农场更能经受考验。而无论是大农场解体为租佃农场，还是小农场经过抵押转变为租佃农场，其实都不是兼并的结果，而是受控于金融资本集团的结果，也是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回想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对农业经济的评论，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具有与工业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并不是越大越好。只是二十世纪以后的故事有所不同，由于美国政府反市场的价格补贴，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大农场主，只有10%的农业大公司和跨国农场得到的却是超过67%的政府补助金。美国2000年农场规模的格局是，年销售收入为一万美元以下的农场为农场总数的54%，一至十万美元的占29•7%,十至五十万美元收入的占 13•3%，五十万美元以上的只有3%。也就是低收入的中小农场是占大多数的，但拿到的补贴却是最少的，他们绝大多数依靠兼业，否则就会破产。兼业农场在2000年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农业雇工并没有从补贴中得到什么好处，失业和贫困最严重的就是他们。现在的美国农场数目逐年减少，主要就是小农场减少，中型农场增加，大农场稳定。而这主要不是市场的结果，却是政府价格补贴的结果。

Ｄ，　美国农业与世界战争

然而，仅仅是上述条件并不足以决定美国农业今天的世界霸主地位，更重要的原因和条件恰恰是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城市的发展与工业化是美国农业机械化和商品化的原因，这些因素彼此联系。两次大战导致工业生产的急剧发展，使得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吸收了大量的农业人口，导致农业人口严重短缺，这直接推动了农业的机械化。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美国农业在政府支持下飞速膨胀的时期，但战争一结束，美国农业就很快陷入危机状态。这是因为美国农业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生产力过剩，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它的过剩问题。而非战争时期，它就必须进行海外倾销，这就逼迫政府必须参与到这个过程，否则导致的就是农业危机以及社会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转折，它从债务国一变而成债权国。美国农业正是利用了战争导致的世界农产品需求旺盛获得大发展，而政府也第一次开始实行最低价格保证，并且多次通过“农业信贷法”，以保证对农业的充足的资金投入，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也纷纷兴起，国会还因此于1922年通过“卡泊—沃尔斯坦德法”（Caper-Volstead Act of 1922）,把合作社从反托拉斯法中豁免出来。但一战结束后，主要的欧洲市场缩小，美国农业便于1920年陷入危机，一年内，农产品价格下跌约一半，工业与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也日益扩大。于是，要求政府对农业救助的呼声越来越高。1929年共和党的胡佛总统上台，即开始解救严重困境中的农业，他说服国会通过了1929年的农业推销法，它标志着政府与农业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政府正式介入农业市场，从此奠定了美国农业发展的格局。该法责成政府帮助农民为他们的产品获得较好的价格，正是为实现这项法律而成立了“联邦农业局”（Federal Farm Board），它的任务就是改善农业价格和收入。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股票崩盘，美国跌进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并蔓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美国农业危机更为深刻，农产品价格下跌远远超过了非农业价格的下跌。与此同时，赋税负担却激增，农、工产品的剪刀差价越拉越大。谷贱伤农，很多贫困农民铤而走险，活不下去就要造反，这种“民粹主义”并不只是中、俄农民的专利。在此情况下，救助农业成为1933年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上任后“新政”的主要任务之一，其核心是农业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通过政府干预来控制农产品价格。这一政策非常成功，从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一直是美国农业政策的中坚，政府贷款价格事实上成为农产品的底价。1933年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重要的农业立法有“1933年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of 1933），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对农产品的购买力恢复到对农场主有利的1909-1914年的水平，该法案基本上每五年修订一次，但基本上都是在罗斯福政府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和宗旨之中。其中著名的22条款（Section 22）经过1935年农业调整法修正案的修改后被用于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它授权总统当他认为某种产品进口影响到农业调整计划的执行时，可以对该种农产品实行进口限额制度，限额不得低于从1928年7月1日到1933年6月30日期间从该国进口量年平均数的50%。至今这一条款依然有效。另一条款第32条款（Section 32）也是1933年农业调整法的内容，经1935年修正案规定，全部海关收入的30%交由农业部长用于三个方面的目的：鼓励农产品出口；鼓励农产品的国内消费；恢复和提高农场主的购买力。这些钱也被称为第32条款基金，可以用作给农场主的出口补贴和支付给慈善机构、学校以及穷人的食品分配计划的费用。三十年代农业计划的宗旨就是“使农民在购买力方面与非农业团体有一个‘平价’的农业价格”，达到1909—1914年的农产品所具有的购买力。因为只有这样，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才不会脱钩，并可能保持平衡。但是由于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大萧条，出口还是难以扩大。

真正使美国农业从这次危机中脱身而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战争暂时解决了美国农业危机，基本吸收了美国全部的剩余农产品，并促使美国农业继续发展。政府在二战期间号召农场主增加各种农产品生产，并宣布提高一些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水平，以刺激生产。鉴于一战后的农业危机，国会还于1942年10月通过“紧急价格管理法”（Emergency Price Control Act）修正案，规定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为平价的90%，这一支持水平要维持到战争正式结束后的1950年，因此，美国农产品价格到1948年底之前一直维持在高水平，有几年甚至高于平价的100%。但这些政策支持并不能改变美国战后的农业过剩性危机，1949年又到了新的危机的边缘，这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拖延了危机的到来，暂时改变了农产品信用合作社积压的库存，但朝鲜战争一结束，危机又继续发展。

为了防止危机，美国政府开始把农产品出口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外援助扩大出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西欧各国的代价是向美国开放市场。该计划主要目的是控制西欧和对抗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粮食援助是其中的重要手段。战后的几年内，约半数的出口农产品是通过政府援助的计划出口的。这是由于政府的保护价经常高于市场价，农民往往放弃其抵押给政府的谷物，不归还贷款，以获取保护价大于市场价的利益，这样做的结果使美国政府持有大量农产品，政府的援助计划既可以消化农产品信贷公司所持有的谷物，又可以利用粮食作为外交“武器”。1954年之前的这些计划都带有紧急援助的临时性质，朝鲜战争的结束导致农产品需求紧缩，国内农产品库存又开始增加。为寻求解决之道，195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农产品贸易发展和援助法”（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 of 1954），通称为第480号公法，这是一个专门的农产品销售与援助法案，使粮食援助制度化。该法案的基本目标是处理剩余农产品，至1960年，美国一半小麦的出口是通过该项目进行的，但它同时也是重要的外交手段，前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布茨（Earl Butz）在1974年11月19日的《时代》杂志上说：“粮食是一种手段。它在美国外交谈判中是一种武器”，所谓粮食武器就是指把粮食援助或商业出口用作一种手段，以换取别国在贸易和政治上的让步，获取美国所需要的矿物资源和能源，向有支付能力的国家索要较高的粮食出口价格增加国家收入，影响其它国家在联合国中跟随美国表态，以及在人权问题上向他国施加压力等等。战后，美国频繁而有效地使用“粮食武器”，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美国就曾为不同的目的而采用粮食武器的重要手段，就是农产品禁运。对于东亚来说，二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接受了大量廉价的美国剩余农产品，这使得后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对小麦、玉米、大豆的进口依赖成为结构性的存在，虽然有政府巨大的财政支持，日本粮食自给率依然持续下跌，便是这样的结果。而对于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来说，美国公司直接到当地投资生产本土无法生产的非竞争性产品，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单一化，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美国，而跨国公司就成为“国中之国”。

在商业出口方面，由于美国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要扩大商业性出口就必须降低出口价格，政府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出口价格补贴计划和降低贷款率。为扩大出口需求，政府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和各种贷款计划以及各种国外市场开发计划，其中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积极参与的多边与双边的农产品贸易谈判，这些贸易谈判的目的是开放农产品的世界市场，但这并不会导致美国取消对农产品贸易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它对农产品进口的控制多数是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尽管美国政府努力扩大国内外商品粮食市场，开展广泛的国内外剩余粮处理计划，但是剩余库存在1959至1960年期间还是达到了新的水平。七十年代初，由于世界性粮食减产，特别是1972年苏联于由于赫鲁晓夫农业改革失败在美国市场上大量抢购粮食，美国粮食库存几乎被抢购一空，这才使美国走出战后历时二十多年的农业危机。也是在七十年代，美国政府放弃农产品价格支持的政策，而是直接向农户发放现金补贴。做法是，政府每年设定农产品目标价格，按市场价格小于目标价格的差额，向农户支付现金补助，这样可以增加了美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而美国用现金补贴政策取代价格支持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应对来自欧洲共同体国家农产品出口能力扩张的压力。该政策立竿见影，1971年，美国农产品贸易盈余为19亿美元，1981年则增至270亿美元。从1986年到1989年，美国政府对农场主的现金支付均在100亿美元之上，1987年的支付额接近170亿美元。

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 “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又称农业自由法），首次从法律上把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同农产品价格脱钩。这一法案当时被誉为美国政府自新政以来最重要的市场导向改革。然而，美国政府在1996年到2002年所实际支付的农业现金补贴，远远大于1996年农业法计划的360亿美元。导致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由美国国会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的一系列农业救济紧急法案。而在由国会通过，小布什总统签署的“2002年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中计划在2002至 2011十年间向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年均19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比原有的农业法所确定的拨款增加了近80％。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因为2001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已经高达535亿美元，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45％，大豆出口占34％。这个法案与1996年农业法案最大的不同在于把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同农产品价格变动挂钩，从而把1996年市场导向的改革法律一笔勾销。目前美国农业土地市场价值的25%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补贴。2000年美国农业的净收入为464亿美元，其中近半数来自于联邦政府的直接现金支付。也就是说，两百万农民人均从政府财政支持获得的收入高达11450美元。这些补贴大部来自联邦税收。

E，“美国式道路”与自由主义市场理论的困境

以上美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说明，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从来没有被美国在农业发展中真正实现过，这就是所谓的“美国式道路”的真正面目。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指出,英国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援助的总额,“不久将达到‘约农业净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二’”，这种“美国式”道路其实无独有偶。为了与美国竞争世界农产品市场，欧盟在农业上的补贴与干涉比美国还要强烈，欧盟国家通过“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进行农业补贴，每年补助金额高达七百亿英磅。欧美除了直接的补贴外，还用高关税、“绿色壁垒”和各种非关税壁垒设置贸易障碍，阻挠其它国家便宜的农产品进入其市场。在《自由秩序原理》里的《农业与自然资源》一章中，哈耶克曾激烈地抨击了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如果美国政府从未干涉过价格、产量和生产方法等问题，那么美国农业的发展会健康得多。” 而现在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堆积如山，哈耶克严正指出：“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对美国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也对世界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比如，美国的棉花生产成本是国际平均价格的两倍，但美国政府每年高达三十九亿美元的补助，使美国棉花廉价倾销，造成国际价格暴跌，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慈善组织牛津济贫会（Oxfam）就指责美国这种做法，是造成生产棉花的非洲国家发生大量贫穷的原因。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3年6月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开幕式上发言，为了实现消除世界贫困，他呼吁发达国家不应设置直接障碍和通过内部农业补贴设置“间接障碍”，要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但是，仅仅是这样的呼吁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如果美国和欧盟政府真能听从哈耶克或安南的话，中国农民和非洲农民的日子就会有很大不同，但问题正在这里，为什么美国政府不从农业中退出来呢？这不是一个最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国家吗？是哈耶克书生意气，还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市场论本来就是落不到现实的层面上来呢？抑或美国政府本来就不是自由主义市场论的？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在这里，哈氏提到了我们这些“低度发展国家”：

“如果有无限的资金可供使用，又如果仅仅对充足资金的运用就可以迅速改变农业人口的知识和态度，那么这类新兴国家按照最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有计划地重构它们的经济，也许就是合理的。然而，这却显然不具有实际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像印度和中国这类国家如果要实现生活水平大迅速提高，似乎只应当将很少一部分可资利用的资金投放于生产精密的工业设备，甚至不应当将资金投放于建造那些为劳动力价格非常高的国家所特有的高度民主自动化、‘资本密集型’的工厂；此外，这些国家似乎还应当着眼于把那些紧缺的资金尽可能广泛地扩散到那些会直接增加粮食产量的用途上。”

从哈氏的自然秩序原理出发，他反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因为没有可能具备无限的资金来复制西方的现代化，是一种强加的经济模式,这一点与他中国的私淑弟子，拥抱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们立场并不相同，所以他反对在这些国家“就经济活动采取全盘计划和进行总体指导的理由，要比在较为先进发达的国家里甚至更为充分”，——反对计划经济的动机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也是有深刻区别的，这个理由既有经济的，也有文化的，“只有自由的生长或发展，才有可能使那些新兴国家发展出其自己的富有火力的文明，才有能力对整个人类的需求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必须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这些国家还没有成为西方的产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而他提到的两个国家都有着极沉痛的被殖民的铁蹄蹂躏的历史。他的理论叙述没有探讨，为什么这些国家要急于复制西方的现代化，这是个怎样的历史动机，这个历史动机是如何得来的，是可以被排除掉的吗？这些国家原来的自生自发秩序又是如何被打破的？被谁打破的？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还有“自由生长或发展”的可能吗？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在由国家强力支撑的美国和欧盟农产品的倾销打压下，中国农业要想“自由发展”，可能吗？而且，在哈耶克提到的上述一系列“应当”中，他含混其词，这些“应当” 要靠什么来实现呢？靠自生自发秩序?靠市场？显然都不能，他说到了国家，那么这里的国家与自生自发秩序的关系又该如何确定呢？

正如他对美国农业政策的读解中没有放入经济全球化与美国民族国家利益关系的视角，他对后发展国家的读解也没有放入殖民主义、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崛起关系的视角，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更是没有进入他对农业问题的关注。也许因为它们都不属于自生自发秩序，但是这种剥离在现实中是可能的吗？正如我们考察中国农村社会，如果不考察晚清以来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导致的国家权力下沉，不考虑中国陷入殖民地导致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不考虑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之后为发展重工业而对农村的过度汲取，不考虑今天WTO 对中国农业的影响，是无法读解中国农村的现实存在的。但即便如此，我以为哈耶克对自生自发社会的理论阐述还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它提醒我们注意的正是一个社会对自身传统的重视，对社会自身有机秩序的重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试图追赶现代化的社会正急剧变动的国家来说。

1993年克林顿政府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将美国的经济安全、扩大出口放在了对外政策的首位，人权外交被降至次要地位，推动“国家出口战略”，强调政府部门与工商界结成紧密的“联盟”，实行全方位促进出口的战略计划，总所周知，农产品正是美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肯放弃农业，而是相反，竭力要占领世界农产品市场。在我们的观念里，我们不是认为美国和欧盟都是发达的工业国家吗？但是它们的主要出口产品却是农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称不上是农业国，因为中国的农产品并没有能力进入世界市场，相反中国正在成为粮食进口国。实际上，美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粮食的可能性一直在大大缩小，重要的粮食出口国恰恰都是发达国家，而主要的粮食进口国却都是发展中国家， ——而这些国家却是传统的农业国。这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也是对我们常识的严峻挑战。

近五、六年来，由于美国和欧盟的补贴政策，国际市场上主要谷物如玉米、大豆和小麦的价格已经低于生产成本，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农产品价格指数一路下滑，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欧共体在与美国争夺国际市场的时候，不惜血本相拼。为什么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农产品市场不惜倒贴，要做“赔本”的买卖?农业的国际市场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仅仅用农业团体的政治压力来解释起码是不充分的，也是肤浅的。

奥秘就在于农业与资本的互相依附关系。“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比较，美国农业利用的资本数量多得不成比例。”西部土地的资本化过程导致的是高比例的租佃农场主，由于不能扩大就是破产，所以小农场数目越来越少，农场规模越来越大。大量使用机械、化肥、农药成为生产成本上涨的原因，因此中小农场主净收入中农业收入比例越来越小，大量依靠兼业经营，1998年，小农场的收入中，农业收入仅占8%左右，而大型农场中农业收入占81%，——大型农场则是依赖高负债率，美国在1930年创办一个中型农场只需要1000美元，1940年增加到6000美元，1972年上升到10万美元，2000年增加到15万美元。如此巨额投资靠小农场自身积累已经不可能，而必须依赖资本市场。1984年，租佃农场主支付给不在地主的地租为86•4亿美元，到了2000年，地租增加到了170亿美元。它说明的正是以大农场为代表的美国农业与金融资本的日益加深的历史，金融资本在美国农业中的强大利益，以及政府在价格补贴中对金融资本的保护，政府促进的正是大型企业公司对农业的垄断：“政府规定的税则、农业补贴和农场劳动的政策一直就是影响大规模合营农业发展的潜在动力。因此，不能说这种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它是强制接受的结果，是注射财政激素的结果。”

以加州为例来看，加州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农业产值居各州首位。但是加州的农场主都不是独立的小农，而是一个世纪以来就控制加州政治、社会和生态命运的银行、联合企业和大土地公司，他们是通过政府铁路赠地和土地投机控制了土地的所有权，七十年代的时候，18%的农场就已经控制了州内80% 以上的农业经济。对于这些经营者来说，农业并不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它们只是更大的商业企业的一部分，形成一种严密的联合垄断。

七十年代一位银行经理就说道：“美国银行与农业休戚相关。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贷款银行，一年借给农业的贷款达10亿美元。我们出借的全部农业贷款约30亿美元。因此，从确切意义上讲，农业是我们的业务。”一位加州农业的研究者写道：“把农业综合企业说成是加州社会秩序的主宰，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这样讲只是因为农业综合企业遮住了真正的主宰者——联合财团组织。” 由此可见农业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和意义，所以政府的价格补贴，并不是为了保护小农场主，而是保护金融资本的利益，相反却加深了小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收入低、生产过剩和价格波动等基本农业问题。

与劳动利润相比，农业资本利润达到了极其不正常的程度，一份六十年代的调查报告中指出：1949年劳动所占农业收入为43%，而到了1968年劳动仅仅得到19•99%的农业收入，资本却得到了80%以上，“这是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上分配的一种完全反常情况。这种畸形的经济过程似乎正在加速发展。”的确如此，农业支付的利息总额由1980年的163亿美金增加到1996年的316亿美金，在农业经营费用总额里，利息所占的比率相应地由11%上升到15%，成为农业费用中的最大项目。1950年美国农场债务总额约为130亿美金，1970年为530亿美金，到 2000年增加到1970亿美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现代农业是依靠资本输血喂养起来的。美国政府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全面介入农业资本信贷，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放宽对农业信贷的限制，方便其进入金融市场，可以较低的代价在全国取得可借贷资金。七十年代以后联邦政府调整了农业资本信贷体系，成立了由总统指定的3人董事会取代原来的13人联邦农业资本信贷委员会，农业资本信贷管理局作为政府的调节机构被授予更大的管理权，成立了第38家银行：农业资本信贷体系资本公司，它是帮助解决农业信贷体系银行财政困难的机构。政府还授权财政部购买农业信贷公司发行的政权。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加强国家对农业信贷体系的宏观调控，而不是相反。在国家农业信贷体系之外，是商业性农信贷体系，它们为农场主提供的农业资本比重占50%以上，农场主所欠的债务总额中的一半以上是属于它们。

由于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扩大再生产，因此导致企业农场对生产效率的无止境的追求，并推动农业机械、化学、信息等相关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农业改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整个制度的变革的动力相关联的”，农业改革主要是技术改革，但是这一改革并不是出于农业自身的意愿，“这一改革的发生是由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对于技术革命的需求，并不是出自农业自身，而是出自资本的需求。

资本利益还来自以农业为基础的其他工业资本投资，“在美国以及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赚农场主的钱比农场主赚的钱要多。” 美国的农业其实早已经是国家整个现代工业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紧密结合，产后部门创造的产值最多，其次是产前部门，最后才是产中部门，也就是农场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的“食品与纤维生产系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其中农业产前部门创造产值占该系统总产值的19%，产中部门占15%，而产后部门则为66%。对于美国的现代化历史来说，农业是美国现代化的摇篮，它为工业提供原料和销售市场，美国的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农产品加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农业机械制造、农业化学等完全依赖农业的存在而发展。农业高科技方面的机械工程技术、生物技术、数字信息技术、卫星遥感技术等，这些技术成本都必须依赖农业的市场化来承担。没有农业，所有这些都会失去生存的基础。

但是，所有这些技术发展导致的却是农产品的大量多剩。过剩就会导致经济危机。所以国家直接并日益介入和卷入农业问题，正是从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步步深入。正是一战之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欧洲农业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打击了美国农产品的海外市场，使得美国在二、三十年代成为农产品的净进口国，并爆发了农产品过剩的严重危机，四十年代以后，美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这与美国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农产品价格体系、不断加强或完善农业保护政策和实施体系是否是直接联系的呢？美国2001年与1950年相比较，谷物总产量增加151%，肉类总产量增加了272%, 大大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为了不发生经济危机必须进行海外市场的倾销，近几十年来，美国主要农产品的40%要输入到世界市场，并左右了世界市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世界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出口为主要任务的美国农业陷入困境，1996年至2001年，美国农产品价格指数下降8•1%，而生产资料价格却上升了7%,农业收入全面下降，这正是2002年美国农业新法案出台的背景，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前所未有地加大补贴的原因。但与前苏联的农业危机不同的是，美国是以巨额资本替代劳动力和土地从而导致生产严重过剩，而苏联则是农业资本严重短缺而导致的粮食短缺。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根源其实都是一样的，它们各自从相反的方向论证了资本对于现代农业的意义，揭示了农业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秘密，是现代性的不同体现。

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美国农业走上非自由贸易的国家保护主义的道路，其实有深刻的必然性。因为美国的农业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农业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资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国家介入农业其实正是为了保障资本的利益，保障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战争使美国认识到世界市场对于美国农业的重要性正在于释放过剩，并有效地规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00年美国农业国际贸易顺差115•3亿美元，而非农业贸易则是逆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欧盟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绝不肯放弃对农业的补贴，绝不放弃对世界农产品市场控制的原因。所以，美国2002年农业新法中大幅度提高了美国农产品出口和促进计划项目的政府投资，在未来十年里计划投资11•44亿美元，以确保目前本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地位和出口竞争力。新法案在未来十年内增加6•5亿美金用于市场准入计划，目前的市场准入计划是9000万美金，2002年和2003年财政年度提高到1 亿美金，到2007年提高到2亿美金。由此可见，国家与资本的联盟是如何深刻地内在于“美国式道路”之中的。

F, 美国农业是否让世界成为“泰坦”号巨轮？

资本与农业的关系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那就是资本是以对自然资源的剥夺来积累自身的。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依赖的正是几乎无偿的土地资源，是用土地和（黑人）劳动力的投入换资本的过程，它保证了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工业革命又使得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的农业革命得以实现，所谓农业革命就是用能源集约的机械化、化学化和生物技术来提高效率，而这种效率是直接建立在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和毁坏上。如果说过去美国农业依靠对土壤肥力的剥夺，曾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1934年5月美国西部发生著名的“沙尘暴”，就是例子(今天在中国北方出现的沙尘暴是否是同样的历史在东半球的重演呢？)。现在美国农业主要是依赖在全球范围内储藏的能源来完成对效率的追逐，推动效率的力量正是资本对利润的需求。“只有在发展到大规模使用矿物燃料作为能源的地方才会发生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依靠的主要是煤矿，而美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依靠更多的是土地和石油。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剥夺过程，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来切入观察，可以使我们对问题有更清醒的体认和警惕，因为农业是最直接面对大自然的，作为社会制度的农业方式的演变正反映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的历史演变，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生态危机:自然的和社会的，首先来自于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的秘密就是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

从资本替代土地方面来看，美国的农业革命与传统农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能源集约的农业方法，依赖廉价和不能更新的能源，以能源集约代替人的劳动力，是“一种把不能消费、不能更新的能变为可供消费的食物和纤维的转化系统”，而不再是利用可再生的人力和畜力。

传统的农业利用的是数量丰富可以更新的人的劳动力，把可以更新的太阳能转化为有用的能，“当人们把包含在农用燃料和化肥中的能，以及制造农业机械时耗用的能变为食品时，投入这样的能至少要比生产出来的食品的能多出五倍。这就否定了那种骗人的、但经常被援引的说法：一个美国农民能生产除他本身以外还够52人吃的食物，并以此作为生产效力的重要的指示器。”这个七十年代52人的数字已经被2000年146人的数字所刷新。这种刷新依靠的是资本取代土地的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它导致土地实际生长率的增加，使得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成为现代大农场的必要条件，农业具有了工业化的特点，而这都是以严重消耗能源为前提的。“农业本来是一个生产能源的经济部门。我们收获的谷物捕捉了太阳能，并已有用的形式储存起来，因而我们能够用它来滋养我们的躯体，或用它来为我们完成其他一些劳务。然而，我们的农业却成为我们能源储存的主要消耗者。事实上，农业比任何其他单独一项产业消耗的汽油都要多。”“如果没有了石油，那么美国农业体系里的大田作物生产也就根本不会有了”。

根据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在七十年代的估算，发动美国五百多万台拖拉机化费八十亿加仑的燃料，其中所含的能量恰好和生产出来的食物里的能量一样多。另一个计算表明：食物体系在1963年为提供消费者一个单位的食物能，平均要消耗6•4个单位的原始能，主要是矿物燃料的能，而加工水果、蔬菜为消费者提供的每单位食物能消耗的矿物燃料的能则达到15个单位以上。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现在这个比率是只会越来越大。1995年前后，美国的农场主每年购买的主要农用物资有150亿美元的机器设备，180亿美元上下的燃料、润滑剂，240亿美元左右的饲料和种子，约70亿美元的化肥。从实物量上看，农用钢和钢材为700万吨，农用橡胶为19万吨，消耗的电力为400亿度，消耗的石油为8000万吨，是全国耗油量最大的部门；化肥消耗量为2000万吨，占世界消耗量的18%。把所有这些能量加起来算一算，今天的美国农业每生产一个单位的食物能又需要消耗多少矿物能源呢？！美国现在人均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十倍，它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废气、废尘，已经危害整个地球，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中，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占70%以上，美国就占了25%。而位于北纬35度和南纬30度之间的湿热季风气候区和内陆干旱区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温室效应所造成灾害的主要承担者，其受灾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是发达国家的20倍以上。

农业能源的消耗最大的是机械业，其次是农用化学业，如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美国在1946年到1968年农用化肥和农药的数量分别增加了534%和 217%，虽然1968年的玉米单位产量高于四十年代，但是作物对化肥的利用效率却实际下降了5倍。更严重的问题是化肥和农药的过量施用导致的土壤恶化和环境污染。美国现在每年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在4•5亿至5亿磅，最先进的过滤系统也无法完全把它从饮用水中排除干净。土壤中的微生物和动物群减少，化肥中没有被作物吸收的硝酸盐和杀虫剂在土壤和地下水中沉积，而地下水是美国全国50%的饮用水、97% 的农村人口饮用水、40%的灌溉用水的来源。氮化肥使土壤中含有过多的氮素，其中一大部分会以氨或氧化氮的形式散发到空气里，并极其容易地转化为硝酸盐被雨、雪带回地面，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而汽油机产生的氧化氮也是降水中硝酸盐的主要来源。至于农药对环境的破坏是更加已经罄竹难书的了，然而现代农业却无可挽回地严重依赖农药。土壤问题是另一个严重后果，美国农业部2002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各州和地方已经化费了五十年的时间来控制土壤侵蚀，但它依然是美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到2001年底，全国的土壤侵蚀面积达到2792•4万公顷，占现有耕地的20%。土壤侵蚀的重要原因是只耕种单一农作物，农业的商业化是导致耕作单一化的原因，只有一个操作员管理的大农场最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因为这种类型的农场都是种植单一作物的。而美国政府价格支持政策正是鼓励这种单一种植的大农场，这就加剧了土壤的荒漠化。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掠夺性利用导致美国每年农业用地有1•5万顷以上发生不同程度的土壤流失，流失达到了27亿至21亿吨，经济损失在20亿至80亿美元之间。至今，美国每年受水、风侵蚀的土壤都在30亿吨以上。

现代农业为提高农产品产量而采用杂交种子已经是普遍做法。为了提高玉米的单产，高产杂交玉米被广泛采用，但是杂交玉米以更发达的根系和喜肥的特点加快了土壤肥力衰竭的过程。同时高产是以蛋白质下降为代价的，农业中的氮素倒转率表明，一种作物含氮高，其产量就低；产量高，含氮量就低。而各种蛋白质都含氮，所以它被作为玉米蛋白质水平的指标。高产玉米的蛋白质含量大大下降，由此造成美国畜牧业蛋白质不足的问题，是依赖在饲料里补充大量的鱼粉，用鱼蛋白来补救的，它们是用秘鲁近海所捕获的鱼类来生产的，“美国进口的鱼粉，足以消除南美整个大陆不足的蛋白的一半。”也就是说美国的高产玉米减少了世界其他地区所享有的鱼蛋白的数量，并导致土壤肥力衰竭。靠大量化肥来保持高产的同时，是土壤的养分失衡和食品的养分不足，使用化肥导致中西部的土壤有机质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已经降低了50%。而动物蛋白的添加正是疯牛病的根源。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2002年小布什的农业法案，要前所未有地加大对环境生态的投资了，这其实正是美国现代农业对环境生态破坏的证明，也是美国现代农业困境的证明。现代化农业越发达，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就越大，这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2002年美国农业新法规定，到2007年联邦政府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总量为171亿美元，比目前的水平提高了约80%。该法案还第一次把能源作为一项单独的内容，计划投资 4•05亿美元来促进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但是，如此修修补补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美国和世界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呢？美国一位农业研究者评述说：“我们面临能源危机，又日益依赖于‘节省劳动’的矿物燃料能源的农业，这是绝对荒谬的，用投入的总能量来衡量，效率是低得令人沮丧的。”但问题是，为什么恰恰是如此“荒谬”的农业方式会主宰整个世界？而中国的农业正在把这种“美国式道路”作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姑且不论中国实现的现实条件是否具备（比如能源问题），首先需要检讨的或许正是：如此“美国式道路” 到底是怎么和为什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赞美的伊甸园的呢？

现代农业中的粮食革命放弃培育当地品种，改种少数高产作物，正在把世界置于危险地带。如果新品种受到病原体的危害，后果是全球性的灾难，因为届时再培育新的品种可能已经来不及。由于高产杂交品种的排挤，对自然种子资源带来很大影响，很多老种子终止了几千年的遗传连续性，它们借以保持种质互换的很多野生亲缘已经不复存在。由于种子储存工作并不足以对付遗传损失，它的后果是人类有可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失去食物系统的关键性进化环节。

作物由于遗传的单一性，极易遭受病害，而抗病害的新品种研制又是需要成千上万的天然种子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生物的多样性资源继土地和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之后，成为被资本掠夺的新的自然资源，“基因是未来的货币”，它将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在业已完成土地垄断、能源垄断之后发展新的垄断阶段的特点，因此所谓“新经济”的核心并不是信息技术而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资本在新的阶段攫取自然资源的可能性，而生物技术正是为资本掠夺新的自然资源提供科学支持的，犹如当年的航海术、造船术、地理学、天文学和洋枪洋炮之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因此，今天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无硝烟的基因大战”,它正在把人类共享的基因、细胞、器官、胚胎、微生物、动植物等变成专利的对象，变成私人和企业的产权。而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以美国孟山都（Monsanto）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跨国企业，生命公司（life industry）代替了当年英国的西印度公司。研究者把它称为“新世纪的圈地运动”，新世纪的殖民者和“生命海盗”，是非常准确的。犹如当年国际法的诞生一样，这种掠夺同样依赖的是“合法”的专利制度，生物和生命开始被专利化。只是这次生物技术领域充当了资本的武器，对基因的垄断替代了西进运动中土地公司对土地的垄断，美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在把农业工业化之后，现在轮到把自然界的生命工业化、私人化和垄断化了。这场对自然资源掠夺的新的世界“战争”已经和将要给第三世界的农民和农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在美国创造的转基因农业技术已经越来越被广泛使用，从1996年至2001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30倍。现在，美国国内转基因产品的出口已经占了美国农业和食品出口的35%，年出口额达120亿美元。其重要原因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政府针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所减弱的局势，一方面主导关贸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主张降低和取消各国农产品关税，以解决美国农产品占领世界市场的障碍；同时引导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的生物技术应用到农业，以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世界农业强国和农产品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

1991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在《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中提出了“调动全部力量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进商品化”的方针政策，并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美国著名的孟山都、杜邦等化工、医药公司因此转向生物技术领域，并成为商业性开发利用转基因农业技术的主角，生产和销售转基因作物种子，利用20年的转基因种子的专利保护，通过技术垄断来获得高额利润。目前，转基因农业技术已经向世界扩散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这其实是美国国家农业转基因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垄断农业生物技术企业与巨型谷物流通公司相结合，形成转基因农产品研究、开发、销售的一体化和网络化。通过转基因技术和生物遗传技术不断形成新品种、新食物、新饲料、新农药、新化肥、新兽药，美国的生产和贸易不断扩大，与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联系在一起，有效地控制了二十一世纪世界粮食农业与粮食的流通主导权。

1996年美国从转基因农业中得到的净利润为9200万美元，1997年净利润上升为3•15亿美元。转基因技术因此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了一大批新产业。在过去两年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中，与农业技术关系最大的生物技术类指数上涨了330%，市值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是第二大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在80年代后半期，为了加速高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特别进行了税制改革，使风险投资税率从49% 降低到2%。 如此这般，农业岂是农业自身的问题？农业又怎么可能轻言放弃？！

然而，迄今为止，转基因技术食品到底是否会对人类产生怎样负面的影响，是谁也不敢保证的。生物技术工程以在二十一世纪解决人类的食品短缺和饥饿问题为合法性幌子，但是生物技术行业的目标其实是利润，目前的生物技术类行业的投资已经达几十亿美元，主要用于具有高商业价值的转基因开发，而不是去投资研究转基因的危害，这些投资都受到严格的专利法的保护。“现在还很难预料将一种转基因生物放到一个生物物理环境中会发生什么问题，因为这种生物一旦被释放，它的生长、进化和对其他生物的干扰与影响就无法控制。问题是搞错了就不能退回来，因为转基因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着重号系笔者所加）。转基因食品潜在危害包括：食物内所产生的新毒素和过敏原；不自然食物所引起其它损害健康的影响；应用在农作物上的化学药品增加水和食物的污染；抗除草剂的杂草会产生；疾病的散播跨越物种障碍；农作物的生物多样化的损失；生态平衡的干扰。完全有理由说，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是在用人类的命运和上帝打赌。问题是，我们是否就这样心甘情愿被押在这个叫做“全球化”的赌台上呢？

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美国以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立法在食品上必须标注出是否含有转基因成份，中国在2002年3月20日也开始宣布实行转基因生物标识制度，但迟迟没有被真正实行，就是标注出来又能怎么样？消费者的选择权是否能因此得到保证呢？美国有钱人热衷于购买昂贵的“有机食品”(organic food)，但是第三世界传统的“有机食品”生产体系却正在被美国的现代农业体系所摧毁，这是怎样荒诞的一个悖论! 总要有人吃转基因食品，否则，美国生产出来的那些巨量农产品给谁消费呢？

目前，不知不觉进入中国人食物链的转基因食品已经超过了2000万吨，摆在中国人餐桌前三位的转基因食品分别是：大豆、玉米、油菜。转基因食品对于中国人已经“防不胜防”。中国(香港)绿色和平组织从1999年9月24日起，分7个批次在香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对近60个著名食品品牌进行采样并检测，结果发现：16个样品含有转基因成份，主要是跨国企业。这种防不胜防的背后是怎样的秘密呢？为了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2月21日、22日两次访问中国期间，与中国最高层谈及大豆问题。上海APEC峰会期间，他又与中国领导人就转基因产品问题进行磋商。2002年9月25日到27日，美方在北京办培训班专门讲标签问题，他们表示标识制度对企业伤害很大，这些利用转基因技术赚取厚利的公司的态度是：“一日未能证明它是不安全的，它便是安全的。”

是年，由美国农业部、国务院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组成的谈判代表团也一批批来到中国，希望说服中方简化转基因条例规则。“据一位了解内情的专家说，中国政府制订相关法规的智囊团也成了美国农业部游说甚至收买的对象。美国农业部甚至提出，为这些专家提供上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为此，中国农业部颁布的190号公告《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管理临时措施公告》一再被推迟正式执行，法律的严肃性因此受到严重挑战。这其中，农业科学家的作用也颇为可疑，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积极反对标识制度，认为将使生物技术的发展受到影响，但是质疑者指出他除了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一职外，还担任深圳科兴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港产学研基地创投有限公司董事长、北大高科董事长，这些公司都跟生物技术有关，而且陈章良的转基因西红柿，甜椒，矮牵牛花都已经投入商业化生产。原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局长钱迎倩认为：“在转基因标识问题上，政府官员、公司企业、科学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搞生物安全并不是要把生物技术给扼杀了，而是看到在生态安全、人体健康方面存在有这么大的风险，在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决不应该拿人们的生命安全冒险，而现在，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被冒险。” 现在知道了，又能怎么办呢？

除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现代农业饲养的所有肉牛、猪、鸡等每天的食物中都有各种人工合成的化学添加剂，包括各种抗生素和激素，为的是提高产肉、蛋的效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从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一系列危害食品安全的食品污染事件接连发生，疯牛病和二恶英污染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食品安全已经和正在成为人类面对的新的危机。

以上是资本替代土地导致的后果。那么资本替代劳动力到底能否使社会获益呢？正是它导致了失业、贫困和两极分化，“这种取代劳动的资本是一种使已经出现的贫困更加贫困化的力量！” 。1996年美国政府的资料表明，全国有6•1%左右人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其中黑人占多数，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贫困率最高的是美国南部的农业区域。传统的农业社区不复存在，被排斥的劳动力进入城市，他们需要食品、工业品和工作机会，这就导致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也就越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所以，美国的农业研究者早就已经提出：“与迫使人们汇集到城市的项目相反，我们的经济需要能使他们更均匀地分布在农村中的项目。” ——这个警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重要的。

“需要对农场经营效率的新定义，一种不包括最少的劳动、最高产量和最大利，而包括其他成份的定义。无论怎样，资产负债表上必包括哪些大农场技术带来的社会和生态问题，必须反映我们社会中粮食生产者的稳定和独立。这里的要害是要认真地问一问：是否我们能继续把农业当成田间的工厂来经营？在这种工厂里，经济规模成了唯一的标准……；并且要指出这一事实：无论生产和经济状况多么好，现代农业走在了生态和社会分裂的前面。”

十九个世纪美国西进运动，在获得土地的过程中土著印第安人被作为野蛮人而遭排斥和屠杀，美国则获得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到了二十世纪，美国对世界上最富有石油资源的地区进行了“野蛮文明”和“无赖国家”的指控与战争，这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战略。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控制世界能源，美国的中东外交策略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美国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给了我们重要和不该忽略的读解路径。二十一世纪的“基因大战”在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提供的合法性下，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着对大自然的新的一轮垄断正在进行。以殖民主义为开端的现代化过程在对“他者”的塑造历史中，展开的正是从土地、劳动力到能源、基因的自然资源的掠夺史，这个历史也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史，它的核心就是启蒙与科学。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正是因为美国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而崩溃，只能依靠石油等矿物资源的出口赚得外汇来换取美国的进口粮食，这样，美国其实是用粮食为手段得到全世界蕴藏的石油和矿物资源，——人类不可再生的资源。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美国农业极为重要。从现代化的逻辑看，美国为了保持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必然要控制世界上的石油资源与价格，方法就是两个：一是粮食，二是战争。这就是美国作为新帝国为什么必然是一种国家与资本相结合的世界霸权的原因。有目共睹，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具有好战性，在战争的原因中，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农业、资本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本身正是孕育战争的原因。

七十年代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农业专家就已经指出：“现代化的西方世界的集约农业技术，以及‘绿色革命’农业所要求的农业技术，不会给世界粮食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要让全世界40亿人口吃饱而采用现代化集约农业的话，一天得花掉相当于12亿加仑的燃料。如果石油是唯一的矿物燃料，如果全部石油都用在集约农业上来让全世界吃饱，那么全世界已知的石油储量只够维持29年！”

美国农业不是世界农业的榜样，而是相反，它摧毁了全世界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并努力杜绝世界其他地区对它效仿的可能性，从而把全世界农业驱赶上了对于人类注定没有前途的不归路。走能源集约的现代化农业之路，对于能源短缺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能源有限的世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而即便不考虑能源的因素，中国也无法走资本集约性的现代化农业之路，因为中国农业的市场空间不足以吸引资本的牟利本性，市场化道路无法解决资本对中国农业的投入问题，而没有资本是绝然无所谓现代农业的。这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严峻现实。

“不少的生物学家和农业权威对未来担忧，因为他们预见：到不了本世纪末就会出现抵销农业受益的环境破坏。他们中有些人不安地感觉到我们正在目睹着农业上重演‘泰坦’号巨轮初航沉船的悲剧，只不过这次的旅客多达几十亿人。”

现代化打破了地球上的土壤、水源、空气、植物、动物和人之间的亿万年进化的平衡过程，这个破坏已经显示出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恶兆，是否还有更大的破坏在后面呢？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本是属于全体人类的，但是今天的资本已经和正在把它们垄断为资本增值的源泉，人类是否已经因此而上了一艘名叫“泰坦”的巨轮而无法回头了？目前，我们的确不得而知。然而，我们知道的是,“美国式”道路绝不是世界和人类的福音，它无法拯救中国凋敝与危机中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相反，它正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

三， “普鲁士道路”、军国主义与后发资本主义农业

在韦伯的时代里，韦伯对德国农业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太熟悉的韦伯形象。当时，英国的农业社会已经消失，英国的地主并不务农，只是出租土地，佃农都是企业家和资本家。

而美国，可以称得上是“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市场先于农民而出现”，美国的“农夫”已经是十足的企业家。但是对于欧洲“农业发展已达饱和状态的古老文明国家”，韦伯清楚地看到农村的危机：“资本主义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既是一种淘汰（selection），也是一种掠夺（depredation）。大量无住址的小自耕农面对城市的金融力量，自然不堪一击；即使位列自耕农之上的贵族阶层也不能幸免。” 而且“单是人口问题这无法让人轻松的严重压力就已足以使我们无法成为幸福主义者，无法想象和平与幸福会在未来的墓地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它方式可以创造自由行动的机会”，德国当时的情况是，西部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对于东普鲁士来说，由于土地与贵族的关系，土地的附加值高，地价飞涨，拥有土地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因此，“农村土地的价格飞涨，以至于购买农村土地往往是亏本的投资（au fonds perdu）、是向上层社会阶层攀爬的入场费（entree）。”

“在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农村社会是一个包括贵族的等级社会，当它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候，就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美国人大概很难了解农村问题在欧洲的重要性，尤其难以了解农村问题对德国，甚至对德国政治的重要性。如果一位美国人在研究欧洲时，忽略了欧洲的农村问题，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研究中国问题，如果忽略了农村问题，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呢？我以为是的。

在韦伯论证德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和实现的手段时，有三点让人印象极为深刻：

一是对民族国家利益压倒一切的强调，因此国家对经济的干涉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要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因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加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警惕既得利益者用民族利益做抵押来获得他们当前的物质利益，今天的我们回顾韦伯关于民族国家与全球化问题上的这种警告，也许是不无意义的，所以，当他说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时，他强调不是某人或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所以他反对用社会政策取代政治、用经济的权利关系取代法律、用文化经济史取代政治史，反对所谓“用经济学看问题”的技术性方式，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利益在他看来是最高的政治，经济要以政治为归宿，“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而政治的归宿是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别在当“经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总是一致”的时候，他抨击了历史学家总是倾向于加入经济权力斗争中的胜利者阵营。这里清楚地表达了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最高政治来抵御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反对用全球经济化下形成的经济利益来置换民族利益。

二是民族国家与世界政治的关联。韦伯强调海外扩张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所系，“尚记得民族统一的战争结束时，德意志民族本立即面临刻不容缓的新政治任务，即海外扩张，但这些市侩市民阶层甚至缺乏最粗浅的经济头脑，居然不明白德国国旗飘扬在沿海岸对于德国的远洋贸易将意味着什幺！” 他指责德国的“市民阶级”软弱，是“政治侏儒”，不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力”，政治不成熟，他关心德国是否能够成为“世界强权”，而“德国的统一不是为了开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么当年花这么大的代价争取这种统一也就是完全不值得的了”。世界政治与民族政治的关系由此建立，并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因为那样就没有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而是要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进行。“我们的子孙后代冀望我们在历史面前能够担当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留给他们什么样的经济组织，而在于我们为他们在世界上征服了多大的空间供他们驰骋。”

三是对国家种族主义的立场申明。《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开始，就是讨论东部人口的流动问题，特别是日耳曼的农民从优质土地的大庄园里流出的问题，“贫困落后”的“劣等民族”斯拉夫民族（波兰人）因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低，所以纷纷作为外来劳工的身份进入到德国东部，使东部容克大庄园主受惠，因为可以降低工资、住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所以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两派，一派以维护日耳曼民族的利益为目的要驱逐外来劳工，关闭东部边界，另一派为维护东部大庄园主的利益强烈要求输入外来劳工，也就是保护容克贵族的利益。而韦伯的立场是：“关闭东部边界政策的失败，是国家权柄落入宵小之手的结果”，是低等文明向高级文明的挑战，从而反对容克地主对德国政治的操控。为了保护一个以日耳曼民族为唯一主体的国家，韦伯呼吁国家的干涉，呼吁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成熟”起来以拯救民族的危机。这起码提醒我们，人口的迁移并不只是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可以解释的。
作为欧洲“后发”国家的德国在艰难地朝向资本主义迈进的历史状况下，韦伯的上述立场到底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立场呢？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与德国作为欧洲“后发”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建立和理解?在《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演讲的最后，韦伯不无沉痛地做了这样的表述：
“我只能说，是天命（Destiny），赐给德国人一段数千年的历史，赋予德国人一个人口稠密、文化精致的国家，逼使我们在一个战云密布的世界里，用武器维持我古国文明的光辉。是天命，把这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黄仁宇认为正是德国的资本主义拥戴容克的俾斯麦上马。德国对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军事帝国的需求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铁与血”的历程正是德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第二帝国的俾斯麦和第三帝国的希特勒在德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出现，这种强权与黩武的历史角色是历史偶然的选择，还是内在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中的？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希特勒上台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理解？正是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最终拥护，决定了希特勒的历史命运。在大萧条的年代里，德国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失业率最高， 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达44%以上。而当其它国家失业率仍然徘徊不前时，1933-1938年的纳粹德国却成为唯一解决失业问题的西方国家。这说明的是什么？它是否说明对俾斯麦和希特勒的需求其实正是内在于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之中的呢？一个军事扩张的高度集权的民族国家正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和锻造，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情。
德国现代化道路是容克地主利用政治力量把自己转换为资本家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普鲁士道路。一直到二战后西德大力推进的“农业结构政策”，都还是站在大土地主的利益立场上的。1969年颁布的《市场结构法》就规定，加入“生产者共同体”的农业合作组织只能是10-500公顷的农户，10公顷以下的农户被明文规定排斥在外。二战后西德的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在国家强烈的干预和调节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包括国家通过财政、信贷和价格渠道为农业提供直接和间接的资金。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按每一劳动力平均计算的固定资产占有额，西德农业部门已经超过了工业部门，西德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一直相当于它得自农业的财政收入的10倍左右。银行金融机构给农民的贷款由国家承担部分利息。当农产品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由政府按干预价格进行收购，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从中获益最多的就是资本主义大公司、大农场主、富农—资本主义农场。并且国家还通过一系列政策直接参与和促进农——工综合体的形成与发育，以形成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良性交换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二战后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为大量被排斥的农业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使得农户的总数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的富农-资本主义大农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促进下获得发展，加速了农业的资本主义集中的过程。二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是政府直接干预农业部门的，与农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而言，农业部门是各国政府最花钱的部门。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了的农业作为一个世界市场中的存在，其实已经决定了它是无法靠农业部门自身的“市场”化道路来实现的，现代技术和资本投入都是必须来自农业部门之外的。在民族农业无法与全球市场相抵抗的情况下，国家的干涉和强力的投入是唯一的道路，无论它是以“普鲁士”道路，还是 “美国式”道路的形式出现。而一旦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模式得以实现，已经决定其它试图实现后发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无法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了，而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但不幸的是，正是国家力量的强弱较量，造成了今天全球农产品市场实际上成了美国与欧盟的农产品倾销地，而第三世界农民和农业则全面破产。
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天然地与国家是相对抗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完全可以联手起来发展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批判的，德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宽大本质”，就表现出了自己的“狭隘本质”，不能达到在某一个历史的瞬间， “这个阶级和整个阶级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而是相反，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换取自己阶级的利益，——也许我们正可以从这一点上去理解韦伯对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吁求与强调。在此，我们认同和支持秦晖/卞悟先生对中国“普鲁士”寡头政治道路的批判，对改革过程的不公平的揭发与批判：“掌勺者私占大锅饭” “中国出现了政治铁腕统治与经济自由开放并行的’中国版斯托雷平改革’”，这里，他的工作无疑是重要的。但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互为表里并不是只体现在“普鲁士”的道路上，也同样会体现在“美国式”道路上。因此他的两条道路的区分其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寡头政治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垄断发展，资本主义并不天然地具有民主性，正如它并不天然地排斥国家（应该正相反）。而中国的土地贵族，在三十年代的农业危机中早已经灰飞烟灭，携款到上海的租借地当寓公了。所以早已不是封建主义的天然首长，而是各种国际、国内资本和各种政治投机的“赢利经纪人”在与国家进行权力的寻租，如果今天有资本对土地感兴趣，并不是它要发展中国的大庄园农业经济，而一定是房地产的土地批租。卞悟先生没有发现他批判的其实都是城市改革中的“普鲁士道路”吗？而今天中国的农业的问题是，即便是想走“普鲁士”道路都走不了，因为今天的中国农业不仅没有世界市场（西方的“普鲁士”们早已经瓜分完毕），甚至没有了国内民族市场，而没有市场是无法实现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这就是中国坚硬的现实。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用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作为参照。日本被认为是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光辉典范，但是在我们有必要去检讨这种日本式现代化道路对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有效性和“普适性”的时候，我们首先不应该忘记的正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亚洲的侵略。这种侵略与日本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之间该建立怎样的关联呢？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也即开始进入资本主义转型期，政府不愿接受外界的投资，而是靠加紧对农村的索取，从而导致农民负担酷烈，土地税成为政府的国家资本，而地租则供应了资本家的私人资本。“所以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并非财阀挟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资本”。但是日本和美国一样，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军需品和商船运输而真正繁荣起来的，1914年至1920年，对外贸易增加近四倍，从12亿美元增加到43 亿美元。它还通过接管德国在太平洋岛屿和中国山东半岛上的特权而直接进入世界殖民主义对世界的瓜分，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这一动机后来成为二战中入侵满州，继而入侵整个亚洲的臭名昭著的行动。
日本对内，其现代化的特点就是以掠夺和剥削农业进行资本高度积累的。二战前，经济权力是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谓财阀手中，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大企业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拥有日本私人银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寿保险的五分之一。而占人口一半的农民因极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债务而贫困不堪，他们中间只有7%的家庭拥有5英亩或以上的土地。这种军国主义与权贵主义的结合应该是典型的“普鲁士”道路的特征。
二战后，在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的《农民解放指令》下，“要打碎几个世纪以来，在封建的强权政治下，把日本农民当作奴隶的经济桎梏”，日本进行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把地主持有的土地从最初的5町步减到一町步，一町步约99•2公亩。这样，从252万户地主手里收买了178万町步耕地，给了420万户农民。因为当时正是通货膨胀时期，而收买与卖出都以1946年的价格为基准，所以，土地改革近似于土地的无偿分配，从而使农民从沉重的地租中解放出来，使战前占农户总数70%的佃农在土改后成为自耕农。这种土地改革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1862年的“宅地法”案的。土改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政治上，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至今仍然是保守党的稳固地盘。经济上，成为日本现代化原始积累的来源。日本米价在1950年以前比国际市场的价格要低很多，但由于土地已属于自己，日本农民在极低的米价下，仍然尽量增加单位产量，使得总产量超过了战前，其动力正是土地改革。战后日本政府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将材料、资金重点投入阻碍日本经济整体发展的工业部门，政府出资制定了差价补偿金制度来弥补生产者价格与消费者价格上的差额，而为了确保劳动者对粮食的需求，就必须保持低米价来维持低工资，以此来恢复骨干工业，这就是所谓“倾斜式生产方式”的物价体系。新物价体系将资本生产的基础物质定价为1934-1938年标准的60倍，而其中工资控制在 25•8倍，这是靠低米价来保持低工资的，1950年，大藏大臣池田勇人打算废除“粮食管理法”，以削减为高价进口的米在国内低价销售而支付的价差补助金，让国内米价向国际米价靠近，但这一做法被道奇顾问反对，因为米价上涨，工资也会因此上涨，那么经济高速增长的开始时间定会大幅度地延迟。正是依靠低米价带来的低工资，日本的资本主义为在战后昭和三十年代（即1955—1964年）开始起飞奠定了基础。
但是真正导致日本工业化得以起飞的却不是这些政策，而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由于生产美国急需的军备物资，使得日本得以在1970年时，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大工业强国。在朝鲜战争之前，日本由于出口不兴旺，存在着经常性的外汇不足问题，而如果不进口以铁矿石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生产出口产品，所以日本总是用削减粮食进口的办法将省下的外汇用以进口生产资料。正是以1950年的朝鲜战争导致对军需品的需求为先导，日本开始大幅度增加出口，到了60年代后半期，已经有了经常性的外汇剩余。而美国在二战后为了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地区的主要堡垒，在战后的六年里共援助日本约20亿美元。考察日本现代化的发家史，是无法抹杀这些冷战和热战因素的。
国内方面，压低米价，维持低工资水平，把耕地转为工业用地，动员和集中农村和农业中的资源来发展工业，推动了出口立国型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由此进入高速增长期。都市开始扩大，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工业大量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导致农业人口急剧减少，1958年至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每年从农业吸收80万人左右，导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0%以下。农业人口普遍老龄化，农业变成没有年轻人的农业。而在农户的收入中，农业收入只占收入总额的18%，兼业收入则达到了60%，所谓兼业就是指日本的制造商利用农村的廉价劳动报酬和廉价工业用地，在农村建立转承包零件的工厂，这就使农村出现大量的兼从事非农业的农户。这说明了什么？它说明的是日本的农业其实是一种放弃性的农业。它的粮食自给率在1960年是80%，现在则只有30% ，形成严重依赖进口的态势。它看上去与中国的“民工潮”是相反的表现，但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农业的衰败。
不应该忽略的是，日本粮食自给率的下降过程正是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相伴随的。日本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是，除了大米之外，所有的农产品的进口限制都改为征收关税，也即实现了完全的自由化，其实是进口的自由化，其结果导致现在的日本在农林水产方面所占世界总贸易额的比重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其中农产品占10%，林产品占 20%，水产品占30%。而对于加入WTO之后的日本来说，减少发展国内农业补助金，关税化后的农产品进口应不低于历史基准年的进口实绩，都属于进口国的现行义务。所以现在日本要改变粮食自给率低的现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困难正来自于国际市场和自由贸易协定。而日本的焦虑正由此产生，如果发生世界性粮食短缺现象的话，像日本这样的粮食依赖进口国马上就会发生国家安全问题，因为根据农业协定，粮食出口国并没有非出口的义务，如果本国粮食不足，传统的出口国根据协定是可以采取限制或禁止出口的政策为经济制裁手段的，美国的粮食禁运就是著名的例证。“以非农业的产业政策为主体而形成的战后日本经济政策，可以说是在瓦解了农业独立发展的基础上，构筑起出口立国型经济体系的”。日本农业的困境正是日本工业现代化的必然代价。
今天，日本农民收入的65%来自政府的补贴，这其实与美国和欧盟的农民是一样，不一样的只是，即便有政府每年巨大的农业补贴，也很难改变日本农业萎缩的命运。1960年日本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仅有9•8%，到1990年更下降为1•7% 。中国的农业自由市场理论家说，正是保护了没有效率的小农户生产，使得日本农业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粮食生产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样的粮食生产当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日本虽然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上是强国，但农业却仍然不能自立，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现象，” 但事实是，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日本好不容易维持下来的大米基本自足也会垮掉（日本的大米是禁止进入期货市场的）。1961年日本通过《土地基本法》，希望通过引导大规模经营，大量形成专营农业即可维持生活的自立经营者。如果自立经营可以成功，那么不仅农业生产率可以提高，日本农业也将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为此，日本采用了用零关税的方式大量进口国内外成本差价大的饲料、玉米、麦、大豆，来扩大和满足因城市化发展而导致的对肉、乳制品、蔬菜、水果等需求的增长，对这些农产品采取了由自立经营者进行有选择扩大生产的政策，但结果是，饲料、麦、作为植物油原料的大豆等进口急增，选择性扩大政策却成为粮食自给率急剧下降的原因。在日本农业的“美国式道路”的失败中，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日本工业化的发展与农业的萎缩是有因果关系的，日本工业品的贸易顺差是以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为代价的，正是外国的农产品挤掉了日本自己的农业；更不用说日本的资本主义积累是以压榨农业为起点的。这种“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正是日本作为亚洲后发资本主义国家道路的特征，这对于加入WTO之后的中国农业来说，是重要的警醒！因为我们的局面更加严峻，无战争财，工业与农业之间已经脱节，工业化完全不足以吸纳大量农业剩余人口。所以，这条不归路对于中国来说，在任何意义上都将充满惊涛骇浪。
在考察日本农业问题时，一位日本农业专家预言道：
“作为需求方，可以预言，以中国为首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将重蹈日本覆辙，农产品趋向依赖进口。事实上，曾为农产品出口国的中国已经开始转为纯进口国。” （着重号系本文作者所加）
   我们当然惟愿他的预言不会实现。然而事实却似乎有相反的证明。同样是严峻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本人均耕地不到七分，中国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现在则是同样出现的农地不断被城市转用与蚕食，而与此同时大量耕地则被抛荒。日本的土地改革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自耕农土地所有制，这一制度曾为日本战后解决全国饥荒和汲取资本积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由美国占领者所主持的改革，导致了严格限定将农地转用于农地以外的用途的国家制度，这就是农地的转用许可制度，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农业保护政策，起到了防止以资本为目的而获取农地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制度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农政当局认为农地转用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其政策开始由原先确保农地的总量转为确保优质农地。于是，农地的转用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1955年农地转用为5000公顷，进入第一次经济高速期后，1959年增至11000公顷，1961年更倍增至22000公顷。第二次经济高速期时，1967年的转用高达38000公顷， 1973年达到68000公顷的顶峰。随着经济进入低潮，1987年转用跌至26000公顷的底部，到泡沫经济时期的1991年又升为36000公顷，泡沫崩溃后增长再度迟缓，1993年为31000公顷，这种经济增长与土地转用之间相生相伴的关系说明的是什么呢？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包括转用在内的农地毁坏面积日益增加，八十年代中期，农地减少的面积在35000公顷之内，到1995年又恢复为50000公顷左右，其中转用为21000公顷，而弃耕为 25000公顷，弃耕面积已经超过转用面积。在转用之外，耕地被抛荒成为农地减少的主要原因。自1960年起，日本的农地面积在30年间差不多减少了 100万公顷。日本的研究专家指出，若无土地转让许可制度，日本农地恐怕会减少得更多。这与中国在九十年代出现的越演越烈的土地抛荒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其实，这都是农业凋敝的表现。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日本农业凋敝的速度会更快而已，而不是我们中国一些农业专家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完全凭市场而“自立”，因为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市场，市场并不能外在于权力而自主存在，特别是国家权力，而日本的情况是，即便有国家权力的保护，也抵挡不了更强势的资本与国家结合的跨国力量。今天，中国的市场理论专家们总是唱着批评日本保护农业的老调，这其实是在取消日本农业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我们都明白这种调子是意在弦外的。日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他们不是比我们更明白什么是自由市场理论吗？他们是否缺乏我们聪明的自由市场理论专家的点拨呢？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取消土地转用制度呢？这个问题其实与我们前面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美国为什么不取消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呢？是它们的资本主义不够完善，从而有待完善？还是这种保护主义本身就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之中的呢？
   已经有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农业研究专家为全球化下的中国农业提出了一个美好的解决方案，樊纲教授就认为开放粮食市场，可以在国际分工的大架构之下解决中国的粮食供需衔接问题，党国英先生认为：
“从近两年的观察看，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在这个路径之下，中国无疑会大大增加粮食的进口，具体数量在这里不好预测，但肯定会超过粮食（谷物及谷物粉）进口量最大的1995年约200亿公斤的水平。这个方案的好处不胜枚举：它很可能使中国经济彻底市场化，使中国成为遵守国际惯例的贸易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将使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国际分工相衔接，使中国充分享受到比较优势产生的贸易利益，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它将使大批中国农民从粮食生产中解脱出来，逐步进入现代产业部门，留在农业部门的农民也将因为耕种数量相对较多、肥力相对较高的土地而大规模采用现代耕作方法，实现农业现代化，从而推动全社会的现代化；……”
 如此“好处不胜枚举”的市场化道路：“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遇，走粮食市场国际化的道路。这是历史趋势”，不仅中国的“三农”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且还应该输出到日本去，它何必逆历史而动为大米的自给率与美国苦苦谈判，世界大同也可以早日到来。
 日本农业发展的道路到底是属于“普鲁士道路”还是属于“美国式道路”？其实，用什么名称去命名已经没有意义了。也许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日本的现代化会以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开端？为什么战后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努力复制“美国式道路”却最终失败？这一切对于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和农业发展问题来说，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日本农业发展道路给我们最重要的警醒是，其实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早已经无法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剥离开来讨论了。今天，在缺乏强大的国家保护和强盛的工业反哺的情况下，更在WTO的世界贸易框架下，“新自由主义”理论将会给中国的农业，乃至整个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笼罩下，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找不到未来可以乐观的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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