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将中国也推到了一个世界关注的焦点。各种希望中国救市、希望中国“负责任”的声音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国内外各种要求我们把握这次机会，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转化为中国发展新的契机的提议也层出不穷。

尽管对这次危机的认识各有不同，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富国过度消费后转嫁危机所引起的风暴。从这一意义上讲，当前风起于美国次贷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典型的货币战争。10月13日，《华尔街日报》有文章称不能再让发达国家在这场危机中，通过乱印钞票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这的确是当务之急，正像“欧元之父”蒙代尔所呼吁的，全球必须重建新货币体系和新金融秩序。然而，这样一个复杂的工作，尤其是要剥夺超级大国的“制币权”，绝不是在短期能够完成的。在这样一种眼花缭乱、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中，我们如何使自己能站稳脚跟，既不致坐失良机，又不致赔本赚吆喝，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于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古老的问题再次以新的形式展现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要想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至于有大的失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导权。

    所谓发展的主导权，就是必须以我为主地决定发展的节奏和方向，在发展的过程中为自身获取最大的比较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概念可以从商品流通的主导权说起。商品流通主导权原本是指控制商品流通渠道，并使该流通渠道上的构成者们为自己的市场销售策略效力。行使这种权利的生产者或商业者，一般被称为流通渠道的主导权者。在完全竞争(或纯粹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的商品，是以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价格为动力，从生产者经过商业经营者，自然地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的。流通中的各个主体，只是基于利益动机，决定是否扩大生产，是否扩大销售，而不特别考虑只让自己的产品或经营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的问题。这样，在流通渠道的构成者之间，只有平稳的合作关系，不会发生由谁来掌握商品流通主导权的问题。

    但是，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由于生产者和商业者都希望确保自己的竞争地位，以产品的差别化和促进销售为核心展开竞争，商品流通便迅速地推进了。各主体普遍开发更好的、更适合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并设计、确定自己的商标，订立各种营销策略，积极将商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这时，流通领域中的各个主体，就开始要求流通渠道上的各个构成者采取与自己的市场营销策略相配合的方式来为之效力。这样，流通渠道中的主体地位和利益就大不相同。于是，相关的利益各方便开始了流通主导权的追逐和争夺。而流通主导权的争夺，又会进一步发展到产业主导权的层面。只有获得了产业主导权，才能真正掌握流通的主导权。产业主导权本身包含技术主导权、自主创新的能力、资本的控制能力，最后又反过来产生强大的市场控制力。市场控制力意味着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具有价格的主导权和品牌控制权，当它具有这样的能力时，它也就迟早会获得流通渠道的主导权。从上面的分析进一步延伸到国家层面，主导权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把握发展的方向，获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利益。这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取决于一个国家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意志。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看，要真正把握发展的主导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500年以来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大多与此有关，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也可以从这里寻找到某种历史的渊源。冷战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场对发展主导权的争夺。历史已经证明，要把握发展的主导权，具有很高的资格限制，只有那些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才有资格获得发展的主导权。

    即便一个国家具有了把握发展主导权的资格，也并不意味着它就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因为要把握发展的主导权，首先意味着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有着清晰的认识，而这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照理说，一个国家是否对自己的利益有着充分的认识，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自己对自己的利益都混淆不清，一个国家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

    然而，实际情况往往复杂得多。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各种利益等等问题。如果认识不清，往往可能在一个部门获益，却使国家的总体利益受损；或者是国家短期获利，却丧失了长期的根本利益。以新中国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与解放前相比，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就是开始了对发展主导权的争夺。应该看到，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展开，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比如，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就是把握发展主导权的一个重要措施。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使这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国际竞争力。但这是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客观条件使我们只能从基础做起。

    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但我们必须按照自身的利益采取行动。中国目前的主导方向是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发展的势头。正如总书记所说，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国际社会负责。

    当然，国际金融的形势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对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无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采取何种对策应付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一点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导权。（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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