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明要选择城镇村三元共生模式

生态牧场荐稿  2011-10-10

2011年08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张孝德的<城镇村三元共生模式>一文.文章提出,不论是从文明演化的规律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的现实看，城镇村三元共生模式都是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

古代农业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乡村，乡村是古代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与文化发育的温床。近代以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最根本的变化之一是支持文明的载体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城市替代农村成为工业文明落地的载体。现在要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也同样面临着文明载体的转型。

当代中国在走向生态文明的过程中，需要回答与解决的问题很多，但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矫正现有的城市化发展目标，让生态文明找到落地的空间。文明载体不仅关系到新文明建设落地扎根的空间问题，而且关系到满足新文明发展资源配置的导向问题。不论是从文明演化的规律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的现实看，城镇村三元共生模式都是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

首先，城镇村三元共生模式是满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新人口居住模式。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都属于单一载体文明。古代农业文明依赖土地资源而形成的高度分散的乡村居住方式，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口高度集中的居住方式相比，是一种顺应自然的，低能耗、低污染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居住方式。但是这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高度封闭、周而复始的居住方式，极大地遏制了人类创造性的发挥，抑制了人的全面发展。

依托化石能源的工业文明，形成了人口集中、生产要素集中的自由开放的城市化居住方式，这种居住方式的革命不仅为人类潜能和创造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而且为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快速增值创造了条件。但是人类依托城市这个支点在完成了一系列人定胜天的壮举之后，依靠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支撑的高消费、高能耗与高污染的城市化，又遭遇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导致人与自然失衡的难题。

古代农村与现代城市之所以都具有很难解决的弊端，其根源就在于这两种文明模式的载体，都是单一的载体。单一乡村，抑制了人类的创造性发挥，单一城市，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在生态文明时代，要解决单一城市载体造成的人与自然失衡的难题，就必须走出过去那种以一种载体替代另一种载体的做法。

其次，城镇村三元共生的城市化模式，是生态经济发育的重要载体。作为支持生态文明物质基础的生态经济，需要城镇村多元化的载体。生态经济是一种在新文明观和新财富观导控下，以新能源为基础的低碳化、人本化、智能化的新经济模式。集多元化目标为一体的生态经济，必须借助多元化的载体来实现。

城市可以成为生态经济智能化的创新平台，成为生态科技创新中心，但乡村在利用新能源、发展低碳消费和低碳经济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城市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物质福利，而农村能够提供多样化的环境福利；城市可以成为现代文化消费和生产中心，农村则可以成为乡土、民俗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新区域；

城市可以提供生态化的工业产品，农村则可以提供生态化的农产品.城市可以成为创业冒险的中心，农村则可以成为人类休闲养生的后花园。处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小城镇不仅可以成为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相互联系的桥梁，而且也为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城市与农村所不能提供的,另一种独具特色的消费与生产。

第三，城镇村三元共生模式，是生态文明发展需要的多元文化生态综合创新的动力模式。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城市与乡村，不仅是不同经济形态和不同生活方式的载体，同时也是携带着不同文化基因的载体。中国五千年文明，既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文明，也是以农村为文化之根的文明。

延绵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不断的朝代更替中，虽然作为古代政治中心的城市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但中华文明的历史却没有因城市被毁而中断。因为中国文明之根在农村，只要农村在，中华文明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劫后重生，不断繁衍。

从文化根源上看，工业文明是古希腊、古罗马城市文明的复兴与放大。近代以来，曾经创造了古代文明辉煌的中国，之所以未能顺利地进入工业文明，就在于在中国传统文明已经定格于以乡村为载体的文明模式之后，在中国社会中无法形成满足工业文明所有的文化基因。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业文明的创新中心，就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中存在着工业文明所需要的文化基因。由于从古代农业文明到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都属于单一文化驱动的文明，由此形成了一种文化发展往往是对另一种文化的否定和排斥。特别是近代以来工业文明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以西方强势文化否定与替代古代遗留下的多元文化的过程。

人类文明的进化，与生态自然中物种的进化原理是一样的，多样化是物种进化的前提和内生动力。要解决现代工业文明造成人类文化生态失衡的弊端，就必须从单一文化模式向多元文化共生互动模式转变。而城镇村的三元新模式，就是一个满足多元文化共生的生态模式。

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让中国乡村成为生态文明的载体之一，其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乡村本身，而是一种文明形态。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既需要汲取西方文明的营养，更需要从中国五千年文明中找到民族的自信心和智慧。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找到东西方文化共存与共生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城镇村三元共生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

总之，走向生态文明的人类，既需要城市，同时也不能抛弃农村。而且，生态文明的发展，更需要在古代就存在、在现代仍然充满活力的小镇。城镇村三元共生模式之所以是当代中国必须走的生态文明之路，这是因为，西方的城市化已经完成，当代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发展中期，如果我们以西方的城市发展模式为目标继续走下去，这不仅违背了我们一贯坚持的中国化或中国特色原则，而且也与生态文明发展大势相悖。

而城镇村三元城市化之路，恰恰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化的需求。现在是推进中国城市化目标模式、实现战略转型的最佳时机，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50%，标志着作为继承工业文明成果和西方文化的城市载体已经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城镇村三元城市化发展目标，使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乡村不在城市化进城中终结，而是要在新城市化中获得新生，就必须将此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当代中国，只要确立了中国乡村作为新文明的载体地位，那么处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镇，也就自然获得了其存在的空间。所以，在走向“十二五”之际，启动中国城镇村三元共生模式恰逢其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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