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组织体系

作者 张振武    发表时间 2008-9-21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国特色创新型现代农业，需要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重塑再造“农户、农合、农协”组织。形成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农业组织体系，实现有分有合有实有虚的产业链一体化运作。

在微观层面，以小型规模化农户为微观经营主体。在中观层面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中观主体。各级政府采取“廉租厂”和“廉租店”方式，将加工销售环节商业资源作为“公共品”，提供给农民专业合作社使用，让农户分享到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

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地域上局限于本乡、村范围内，需要在宏观层面构建农产品协会等宏观经营组织。由其站在产业链高度和广度上进行产销协调，实现产加销一体化运营，降低市场不确定性造成的过高交易成本。

以小型规模化农户为农业微观经营主体

构筑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组织体系的基石

家庭承包责任制是三十年农村改革最大的成果，已成为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农业生产稳定的基础，也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石。当前，中国三农问题面临新一轮改革。第二次农村改革要继往开来，必须坚持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而不是试图推倒重来，把农户为微观经营主体转型为以“股田制”企业为微观经营主体。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为避免人地矛盾激化，不宜人为地把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我国的农业规模化应该是小型规模化，我国的农户应该是小型规模化的农户。我国多数地区土地自然状况分散零碎，不适合大规模集中连片机械化作业，宜化整为零由小型规模化农户来经营。当前，农业仍是我国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推行大型规模化会使多数农民边缘化。我国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农业增产粮食安全与农民就业增收必须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

我国农业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地域广阔、地貌多样、气候多样、物种多样、生态类型多样、消费文化多样、市场需求多样。因此，我国农业发展不能走少数单一品种规模化的路子，应该根据中央的要求发展多功能农业。利用多样化地形地貌气候资源，利用多样化的物种资源，利用多样化的饮食文化资源。针对多民族多样化的消费习惯，采取“一县一品、一县几品”的方式，生产多样化农产品，满足我国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偏好。小型规模化农户生产多样化农产品，对国外同质化规模化农产品能够形成进入壁垒，可以扬长避短地进行差异化竞争。

以小型规模化农户为农业微观经营主体，适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小型规模化是中国特色的规模化。小型规模化也是规模化，只不过规模较小而已。小型规模化是适度规模化，脱离国情的大型规模化是过度规模化

大型规模化对农业微观经营主体要求标准高，我国现有普通农户素质低、实力弱难以达到。农户实行小型规模化生产经营，土地流转调整主要依靠民间力量推动，在地挨地垅靠垅的亲朋邻居之间互利自愿地进行。不必“经官动府”运动式地强制推行，实现土地规模化的组织成本低。

第一，小型规模化农户家庭经营组织成本低

以农户为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家庭是利益共同体。以血缘亲缘关系组合连接在一起，既能利用经济因素激励家庭成员从事劳动，也能通过超经济因素激励劳动者。具有最低的组织成本、最低的沟通成本和最低的协调成本。农户内部与农户之间，靠亲缘关系进行沟通协调，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信用成本低。在家庭成员之间传承技艺，技术培训成本也最低。

第二，小型规模化农户家庭经营交易成本低

以农户为微观经营主体，农户可以利用自家的耕地、林地、母畜棚圈、劳动力等实物资源，对短缺的货币进行替代。减少了对资金的需求，减轻了对贷款的依赖，降低了农业交易成本。减轻了雇工难、工资高的困扰，也降低了农村金融短缺的瓶颈制约。

第三，小型规模化农户家庭经营同农民的素质实力相适应

硬把中国的农户转型为规模化的大农场，是拔苗助长，是左倾冒进。中国的大多数农户不是那块料，只适合操作家庭经营这样的小船，没有能力驾驭结构复杂的大舰艇。它没有那样大的实力，中国对大型规模化也缺乏资本支持。这种贪大求洋的转型，多数的农民没有条件参与，大多数的农户被边缘化，不能够让农民大面积受益，是不可取的。我们要正视国情特点，对小型规模化农户家庭经营，要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对农户从事小商品量的生产活动，给予扶持鼓励，不歧视排挤打击

现在，农户这个微观经营主体是弱势群体，是“贫农”，难以担当重任。需要对其进行扶植培育，让农户不断地积累经验，持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不停地积蓄资源，以滚雪球的方式逐步发展壮大。农民在农村成家立业，走以家庭为单位创业带动就业的路子，由“贫农”成长为“富农”。农户家庭有财产可以继承，有房子有地有财富效应，可以吸引青年一代在农村创业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重要意义。

在中观层面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平台

        构建为农户量身定做的加工销售服务体系

我国农产品现行的完全市场化制度安排，产业链各成员都是独立的市场化组织，产业链各环节彼此分离, 产加销不能一体化运作。种植业与养殖业是分离的,养殖业与加工业也是分离的，加工业与销售业还是分离的。由于产业链各成员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都追求高回报，在进行利益博弈过程中，发生着极高的交易成本。

由于市场主体利益不一致，在产业链中地位不平等，必然产生不等价交换。农民是弱势群体，位于产业链的最底层，地位低分量轻，不掌握关键资源，没有话语权，经常被迫为过高的交易成本买单。而且，加工销售企业规模越大，对从事种养业农户的垄断力量越强。在原料收购环节受加工企业垄断制约，在流通销售环节受商业卖场垄断制约，农民都无法抗拒只能被动接受。

“公司+农户”的产业链组织形式，如同牛与羊同槽饲喂。当草料缺乏出现生存竞争时，为争夺短缺的食物资源，牛会凭恃自身的体强力大控制整个食槽，让羊吃不上草，经常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在产业处于低潮困难时期，“公司+农户”产业体系中的公司与农户，也容易出现牛与羊同槽饲喂的情况。

由于农产品具有关系经济社会公平稳定等属性，不宜由市场来配置产业链全部资源，产业链中加工销售等关键环节资源应由政府主导配置。加工业是农牧产业链的咽喉要道，流通业是农牧产业链的制高点，在农牧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突出重要。如果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掌控加工厂这个咽喉要道，不占领销售渠道这个制高点，在产业链中就不能居于主导地位，没有话语权，就会成为空架子。

鉴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基础薄弱的现实，为让农民摆脱强大资本力量的排挤，政府应将农产品加工厂和销售渠道作为公共品，廉价提供给农民专业合作社使用。通过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入产业链关键资源的制度安排，将外部收益内部化，用交易成本较低的合作社内部交易替代交易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平台，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从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对农产品加工厂要重新定位，它不仅是工商业项目，也是农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政府向农户提供的公共品。政府可以为买不起房的市民提供“廉租房”，政府也可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廉租厂”。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平台，实现了种养加一体化运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我国三农扶持政策中需要有提供市场资源的制度供给，为消除城市中大超市对农产品的渠道垄断，比照商务部扶持农村“千村万店工程”的做法，在大中城市为农民量身定做“千城万店工程”，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大中城市社区建设绿色农产品直销店。通过税费优惠等措施，将销售渠道作为公共品，交给农民专业合作社使用。

通过产销直接对接，消除了市场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低成本地实现了产销信息的及时准确，保证了产销的精准无缝对接。降低了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给农户生产造成的困扰，也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过高交易成本。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界限壁垒，对城乡资源进行互补性组合，能够促进城乡要素顺畅流动，把城乡工农连接在一起。

农民专业合作社仍以农户为微观经营主体，为解决农户的共性问题和维护共同利益，只是在加工与销售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搭建互助合作平台。不破坏农户的家庭财产权与经营权，不是大一统，没有归大堆，合作社并不取代农户。农户是微观经营层次，合作社位于中观经营层次，二者是树木与森林的关系。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了农户家庭承包基本经营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对有分有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创新和发展。

采取农合社方式在加工销售环节实行规模化经营，也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应因地制宜地实行小型规模化。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地域局限性，规模适合在本村本乡范围内。区域跨度越大，则会发生沟通协调障碍，加大组织成本提高交易费用。

笔者建议采取以地域中心城市为单位分片包干地实现以城带乡，对地域性农产品实行地产地销，以农合社为单位化整为零地实现农产品产销对接平衡。县级以上农合社实行虚拟联合组建农产品协会等宏观组织，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虚拟一体化。宏观产业组织利用共享品牌、模式、标准、体系等无形资产，对农合社进行产业指导服务，用服务纽带把农合社组织在一起。

在宏观层面构建农产品协会

以虚拟形式实现产加销一体化运作

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提出市场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的概念。在他看来，市场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面对面即时买卖交易，属于市场经济下层范畴。市场的下层交易随处可见，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简单的内容。而上层组织则远离生产，进行抽象的活动，是一个国家市场成熟的标志。但上层组织建立所需的条件比下层组织建立的条件复杂的多，并非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种思维定势，市场上层组织构造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坎（卢现祥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的买卖交易，而是有层次结构的现代经济组织体系。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组织体系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微观经营主体是“农户”，中观经营主体是“农合”，宏观经营主体是“农协”（∑N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协会”）

我国的农业生产进入市场化阶段之后，又快速进入了国际化阶段。国际化也是市场化，是全球范围的大市场化。在市场化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最大的困扰是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由于市场不确定性，农产品短缺与过剩交替出现，涨价与跌价轮番表演，一会儿唱喜剧，一会儿演悲剧。农产品价格不断大起大落，农户生产经营经常大红大黑。这种不确定性既给农户的微观决策带来困扰，也给政府的宏观调控造成困难。

由于农业生产有周期性特点，农产品消费有需求弹性低的特性。过剩卖难价跌受害的是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短缺涨价又影响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利益。这两种极端情况都会影响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并干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当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是主要矛盾，只有化解了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才能实现稳定。

解决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农户是无能为力的。发展农产品协会等宏观产业组织，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采取产加销虚拟一体化组织形式，进行产销对接平衡，提高产业链的组织化程度是唯一途径。

由于国际化市场化因素导致的市场不确定性，农产品出现了短缺与过剩共存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也造成农产品今天过剩价跌，明天又短缺涨价的阶段性失调问题。因此，需要把市场不确定性当作经济疫病来防治。治疗市场不确定性要“中西医结合”，既要利用市场手段，也要使用计划工具。

各级政府对农产品既要抓生产，也要抓销售，产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软一手硬。在没有落实订单销路的情况下，不可以盲目生产。要将农产品过剩提升到交通事故和矿难的高度来防控治理。市场不确定性无法准确预测，只有加强产业链的组织化，实现产销精准对接才能解决。

为化解市场不确定性风险，需要构建市场上层宏观组织，对每一农产品都建立产品协会。产业区域在一个县范围内，则建立县级农产品协会。产业区域在一个省范围内，则在县地级农协组织之上建立省级农产品协会。产业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就建立全国范围的农产品协会。农产品协会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种植面积、养殖数量、品种、产量销量储量等进行产销沟通对接协调，将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结合起来进行产销平衡。

现在，农畜产品的国际化竞争，是产业链之间全方位的竞争。靠农户与农合组织单打独斗，已经于事无补，只能被动地挨打。应对国际化挑战，需要制定产业的整体竞争战略，也需要产业链成员一体化运作。

农产品协会是农业的宏观经营主体，在国际化环境中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只有农产品协会，才能从我们的国情特点和资源禀赋出发，制定扬长避短的产业发展战略；只有农产品协会，才能从全局着眼确定产业突围方向，构建攻守兼备的农业发展体系；只有农产品协会，才能站在制高点上进行组织指挥，协调产业链成员统一行动，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实行一体化运作。做到不乱阵脚，不自相残杀搞恶性竞争。

中国农业脆弱的原因，不是什么农民素质低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农户经营规模小的问题。而是农业上层宏观组织缺位，没有成功化解农产品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因而由市场不确定性风险衍生出种种困扰和麻烦。应对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在农户这个微观层面解决不了。

现代农业是社会化大生产，包括了上中下游，包括了种养加、产供销各环节。农民所从事的仅是其中的种养环节，而且是最弱势的环节。现在，我们都在居高临下地对农民指手画脚，说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无法与社会化大生产对接，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等等。但是，在国际化市场化条件下，仅仅把农民组织起来，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农业组织化程度低，不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而是整个产业链组织化程度低。问题的症结，不是一家一户的农民经营状况分散，而是产业链成员之间一盘散沙，处于无组织状态。农业产业化必须进入更大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整个产业链。需要在产业宏观层面设立上层组织，居高临下地站在产业链产量高度进行组织协调指挥，进行产加销一体化运作。

这个一体化，不能是传统工业化时代的“垂直一体化”，不是“大而全”的一体化。而是农产品协会利用信息网络进行有实有虚的一体化经营。各级农产品协会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要开展创新性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务。 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建设现代农业服务体系，为农业稳定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和保证。农产品协会要充当国家宏观调控的抓手，主动及时地对农业的产供销活动进行组织协调，以减轻国家宏观调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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